批判、继承与发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民主思想比较

城邦是古希腊民主法治思想的客观物质基础,无城邦即无古希腊民主法治。亚里士多德在对柏拉图民主思想进行扬弃的同时形成了自己的民主观,二者在民主类型和民主范围上均有重大差别。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民主思想之同植根于城邦生活之共同本质,民主观之异则源自城邦生活之变迁。师徒二人的民主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法治观的性质和方向:柏拉图从哲学王的理想走向法治的现实,而亚里士多德在导师思想基础之上形成完善的法治观,开启了西方法治思想的源头。     

批判的批判:困境中的超越,超越中的困境——评昂格尔“意识形态理论”

昂格尔在批判传统社会理论之时试图超越其固有之困境:以社会共同体的普遍建立彻底解决和超越意识形态问题。这种困境中的超越必然遭遇超越中的困境,因为法律异化为政治统治与意识形态的工具是法自身资源稀缺性的必然结果,其物质根基在于社会资源配置状况,不改变现有的社会资源结构就无法触动意识形态的根本,故而必须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结构以确保超越的真正实现。     

福利国家社会法的未来趋势与方向——兼论我国社会法发展进路

社会法具有自身的规律并呈现出一定的趋势:根基社会化、主体多元化、标准国际化和机制预防化。社会法是国家向社会回归的产物,社会制度越先进、社会文明越发展、法律的社会化特征越明显,社会法就越发达;社会法的主体日趋多元化;社会法的标准从内国走向国际;社会法的实现机制从以补救为主发展为以预防为主。     

自由竞争、工业革命与社会法——一个社会法生成的视角

自由竞争与工业革命是社会法生成的重要社会物质前提与基础。自由竞争与工业革命在产生严重社会后果的同时亦催发了社会法的孕育和发展。当然,社会法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自由竞争和工业革命的负面社会后果。从本质上而言,社会法的生成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历史产物,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宗教是阶级敌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是反动阶级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历代剥削阶级总是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大肆宣扬“民族亲”、“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等反动的孔孟之道与宗教唯心说教,借以掩盖它们抹杀阶级阵线、破坏民族团结、麻痹劳动人民的革命斗志、维护吃人的剥削制度的实质。所以,马克思说:“宗教是麻     

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及法治的缺失

中国封建社会是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多方面的结构性因素共同促成的,其结构性特征是经济方面的“强干弱枝”结构、社会阶层方面的正、倒“金字塔”形结构、政治与伦理方面的“国家与家族两头大”、“社会中间小”结构以及“家国同构”。这些结构性特征消解了法治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基础,破坏了法治的运行与操作,抑制了公民的法律意识,对中国法治的缺失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行政法的国家和社会基础——从历史根基的角度

行政法产生、发展、变迁、完善的历史根基存在于国家和社会矛盾运动之中.从古至今中西方国家和社会关系模式的演进与行政法的发展脉络的暗合并非历史的偶然.行政法产生、发展的深层社会历史动因深埋于国家和社会矛盾运动的历史进程中,行政法实质上是国家和社会关系在现实中和操作中的具体表现.     

社会法的价值旨归——以提升国民幸福指数为视角

无幸福,则无发展,至少无真正的发展.较之于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而言,幸福是社会法更本质的价值追求.在终极意义上,对幸福之追求是社会法规范确立与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引与最终归宿.幸福具有多种维度:个体幸福与主观幸福是社会成员自我救赎的场域,而社会幸福与客观幸福则是国家与社会的可作为空间,也是社会法发挥作用的“势力范围”.社会法不能回避当前我国国民幸福指数偏低的现实起点,社会法应在公民的自我救赎范围之外实现自己的制度担当,即为国民提供更好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增强国民的公平感,提升国民的价值感和成就感.     

从大学新生的不适应浅议中学与大学教育的衔接

大学新生的不适应现象在我国各大院校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有些甚至导致心理出现问题,影响了正常的学习.本文从分析大学新生学习和生活的不适应及环境的不适应入手,提出如何在办学理念、教学方式和思想教育等观念上做好中学与大学的衔接工作,帮助大学新生尽快熟悉大学生活的各个方面,尽快适应高校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