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因素、结构变化、汇率与中国的机电产品贸易

基于考虑供给因素、结构变化的出口决定模型,采用两方程方法研究了外国GDP、中国GDP、结构变化、汇率与中国机电产品贸易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供给因素、结构变化对中国机电产品贸易有重要影响,供给因素对中国机电产品贸易的影响存在不对称性,结构变化对中国机电产品贸易的影响基本对称,汇率对中国机电产品贸易的影响存在不对称性。     

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与中国对美出口

运用协整方法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与中国对美出口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美出口收入效应极强，中国对美出口汇率波动效应较弱，中国对美出口的价格效应不存在。在美国经济可能陷入衰退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应暂缓人民币升值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步伐。     

汇率对中国对韩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利用1989-2003年年度数据对汇率水平和波动对中国对韩国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人民币对韩元升值对中国对韩国直接投资有不够显著的正影响,人民币对韩元波动程度增加对中国对韩国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影响。政策含义在于：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对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和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有深远影响。     

人民币实际汇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经济理论表明,汇率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实际汇率贬值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引起实际汇率升值。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体现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贬值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经济增长导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贬值的经济增长效应显著存在,且有提高趋势。     

人民币汇率错位贸易收支效应研究

用8种模型测算人民币汇率错位,对人民币汇率错位贸易收支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错位的贸易收支效应存在,这种效应存在2年的时滞,且效应很弱。     

大连出口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采用一个考虑需求因素、供给因素、汇率、FDI、结构变化的综合出口决定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大连总量出口收入弹性、供给弹性、FDI弹性分别为4.33、0.91、0.19,汇率效应不存在,结构变动效应存在;大连对七大出口国（地区）出口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并根据实证研究结论提出出口可持续发展的5条政策建议。     

辽宁出口决定的多维度模型的计量分析

基于考虑需求因素、供给因素、结构变化因素的出口决定模型,从总量出口、主要国别(地区)出口、区域出口、按性质分出口多维度研究辽宁出口的决定因素。实证研究表明:需求因素、供给因素、结构变化因素对辽宁出口有重要影响。并根据实证研究结论提出辽宁出口可持续增长的4条政策建议:根据不同出口市场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保持出口可持续发展;坚持积极引进FDI的政策不动摇,充分发挥FDI对辽宁出口发展的促进作用;重视进口,充分发挥进口对辽宁出口发展的促进作用;深化改革,渐进地促进辽宁省出口结构升级,保持出口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人民币汇率错位矫正研究

汇率错位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爆发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汇率错位矫正的角度,对人民币汇率错位矫正进行了历史回顾,总结出四条经验,对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如何避免汇率错位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四条政策建议,最后对人民币汇率错位的趋势分析表明,未来需要矫正人民币汇率错位的可能性较小。     

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与中国从美进口

采用现代经济计量学的GARCH（1,1）模型、Engle-Granger两步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等对汇率波动对中国从美进口的影响进行研究,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从美进口长期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存在且较弱、汇率波动效应不存在;中国从美进口误差修正机制存在且较强;中国从美进口短期价格效应和汇率波动效应存在且较弱;美国政府通过人民币升值和增加浮动性来增加对华出口和向中国转嫁次贷危机不利影响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对韩国出口的影响——基于HS分类商品的实证分析（1995—2009）

基于HS分类商品,采用一个修正的出口模型,实证研究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对韩国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韩国出口收入效应较弱,价格效应较弱,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效应较强,出口商品结构变动效应存在。其政策含义是：避免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度升值,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策略性地要求韩国政府放松或取消对中国产品出口韩国的贸易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