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程序与执行程序的冲突及其协调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破产程序与执行程序之间存在显性与隐性两种冲突。现行立法处理显性冲突的基本原则是破产程序优先于执行程序,但在司法实践中,债权的性质各不相同,对此应针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在发生隐性冲突的场合,则应区分被执行人为法人和非法人的不同情况予以协调。     

诉权保障与当事人适格之扩张

在诉权保障宪法化、国际化的趋势下,我国现行当事人适格制度与现代司法理念显得格格不入。为此,有必要对作为问题症结的当事人适格予以扩张并赋予其法定效力。将诉的利益作为当事人适格的衡量标准,可以同时满足私益诉讼与公益诉讼中当事人适格扩张之需要。     

英、德民事司法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英国、德国所进行的民事司法改革对各国司法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英、德两国围绕司法改革的合宪性、整体性以及公正与效率的平衡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及选择 ,为我国正在进行的民事司法改革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司法改革不仅要求实质合法 ,而且要求程序合法 ;不论采用何种改革方式 ,都必须从宏观的层面、从整体的角度来设计、把握司法制度的改革 ;提高诉讼效率不能仅仅局限在修改诉讼程序的层面 ,而应扩及到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构。     

“布衣法官”职能拓展探析——源于漳州台胞陪审员试点工作的启示与思考

人民陪审制度在我国一直备受争议甚至面临存废的处境。2009年8月,漳州市在全国首创任命了8名长期在漳州工作的台湾同胞担任法院的涉台案件人民陪审员。此举在实践中取得突出成效,给目前处境尴尬的我国陪审制度注入了新鲜血液。有感于此,文章以漳州台胞陪审员试点工作在社会矛盾化解方面的成效为视角,探索有着"布衣法官"之称的人民陪审员的职能拓展之径。     

论20世纪民法的发展趋势

２０世纪是近代民法发展为现代民法的重要历史阶段。随着经济社会生活的变化,构成民法基本模式的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过错责任三大原则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所有权相对、对契约自由的干预和无过错责任;以上述原则为支柱的民法具体制度也有了新的发展。在立法形式上,无论是国际间、区域间,还是一国内部,民法都有统一化的趋势。在推动现代民法发展的诸因素中,以自由法学的出现为标志的民法方法论的转向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它确认了司法过程中法官活动的创造性,使制定法在适用过程中能不断适应变迁社会的要求。比起２０世纪民法,２１世纪民法的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和更具挑战性。     

我国家事诉讼特别程序的构建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传统社会的变迁及家庭结构的瓦解,法律与家庭的互动也有了新的发展,家事纠纷数量激增。目前我国尚未形成独立的家事诉讼制度,司法实践中对家事特别程序的探索尚属于起步阶段。从长远来看,基于家事纠纷的特殊性和既有审判制度的局限性,我国有必要构建独立的家事诉讼特别程序,以儿童最大利益为导向,实行有限的辩论主义和积极的职权主义,并对立法模式、适用范围、诉讼主体、家事调解以及家事法院等方面作出规定。     

论继承法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在遗产继承实践中，债权人利益受侵害表现为生前侵权、普通侵权和规避侵权三种形式。我国现行继承法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的规定存在明显的疏漏与不足。要全面充分地保护债权人利益，应对现行继承制度，尤其是遗产范围界定、限定继承、遗产破产及遗产管理等，进行整体改造。     

我国知识产权禁令制度的重构

禁令制度是英美法系国家衡平法上的一种救济方式,其功能在于弥补普通法救济之不能,具有事前防卫侵害发生或侵害后果扩大的特点.我国目前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已初步建立禁令制度,但在理论基础、具体程序、司法实务等方面均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为完善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应在此次民事诉讼法修订过程中,对禁令制度的功能、地位和程序作出规定,加强该制度与民事保全制度、调解和解机制、执行程序的衔接.     

现代型诉讼中的当事人适格问题

现代型诉讼具有当事人互换性缺失、系争利益呈现集合化或扩散化、争点呈现社会化和政治化、救济的请求方式转变等特质,对当事人适格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此,国外及其他地区通常以集团诉讼、选定当事人、团体诉讼三种代表性方式予以解决.鉴于这三种方式在当事人适格要件及制度功能各异或存在优劣之别,有必要就此进行比较研究,并以诉之利益为基准,完善我国当事人适格理论,构建符合国情的诉讼信托制度.     

群体诉讼的困境与出路:示范诉讼制度的建构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案件频发,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在解决群体性纠纷中的作用极其有限.示范诉讼通过个案审理明确具有共通性的事实或法律问题,一次性解决具有共同争点的大量诉讼请求,在缓解审判压力的同时,有助于"和谐诉讼"的司法改革目标的实现.我国应通过立法完善积极引进这一制度,同时在法院系统内部建立处理群体诉讼案件的协调机制,避免重复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