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共定价管制研究——以输配电价管制为例

尽管公共定价不涉及政府对经济的直接调控,但科学管制公共定价同样关系到资源配置效率、收入分配公平以及财政收支规模等重要问题,因此对公共定价管制进行研究,对于推进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公共企业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及经济结构调整有着重要意义。在此背景下,以输配电价管制为例对我国公共定价管制进行研究,尝试为政府管制放松浪潮背景下我国公共定价管制机制改革提出可行的改革思路、路径及政策建议。     

美国OASI支付额、覆盖面的Granger检验与我国养老保险的财政倾斜建议

与我国庞大的人口群相比,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险覆盖面明显偏低,扩面受到现有体制和管理机制的约束。同时,我国养老保险在从旧的现收现付制转向新的部分积累制时,政府没有明确承担起转轨过程中的"隐性社会保障债务",养老保险财务上的不可持续性问题突出,制度安排中政府责任缺位。笔者通过对美国OASI(OASI是Old-Age and Survivors Insurance缩写。OASI的受益对象广于我国养老保险,其受益人除了作为受益主体的退休人员以外,还包括与受益主体相关的抚养人和幸存者)支付额、覆盖面的Engle-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证实:社会保障支付规模对社会保障受益人数的影响作用非常显著,扩大社会保障支出使得受益人数大幅度增加。在我国财政收入连续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公共财政投入应本着优先考虑基本民生问题,再考虑发展的原则,在压缩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支出的同时,将社会保障支出作为优先考虑的领域。     

我国1964～2010年人力资本存量的测算——基于永续盘存法的视角

借鉴永续盘存法思想,综合受教育年限法与学历权重法,对1964～2010年我国劳动力和14岁以上人口的人力资本存量进行测算。结果显示,1964年以来我国以上两类人力资本存量均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且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增速更快;但直至2010年二者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均低于义务教育所要求的9年。     

财政压力、环境规制与污染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厂商、家户、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四部门的理论模型,对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环境规制与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2003—2016年中国大陆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的预测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本地环境规制程度显著受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影响,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越大,辖区内环境规制程度越低。(2)环境规制是抑制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本地环境规制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改善本地环境质量。(3)本地污染水平同时受邻地环境规制程度的影响,邻地环境规制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加剧本地环境污染。(4)贸易开放对减少环境污染具有积极作用,中国并没有通过国际贸易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要解决存在的问题,必须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环境监管和约束;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引导企业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我国现行税制难以调节劳动供给的原因剖析

美国联邦税收体系是以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也称为工薪税)为主体,相对中性的不具备调控收入分配功能的流转税是我国税收的主体,我国现行税制难以履行财税的分配职能。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居民往往对于收入Y的效用评价过高,对于闲暇Lo-L的效用评价偏低,因此征收所得税影响劳动供给的收入效应强于替代效应,征收所得税减缓劳动供给的效应不明显。目前,在就业矛盾日益突出,很多居民工作压力过大的情况下,国家的税收政策应该有意识地倡导和鼓励居民多消费一些闲暇。     

引资竞争、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质量

文章以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深入探讨地方引资竞争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的引资行为总体上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但作用效果随引资水平的不同表现出较强的异质性，体现为资金流入水平较低时抑制、较高时促进的特征，不同引资压力下差异化的地方竞争策略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机制分析表明，引资竞争能够通过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方式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影响。因此，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要围绕自身发展需求制定合理的引资策略，避免过度竞争引起社会总体福利的损失，同时还应严格把控引资项目的质量，依靠技术引进优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地区经济高发展质量的目标。     

财政补贴、经济增长目标与企业创新——来自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

选取中国2011-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与城市层面匹配的数据，基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得出财政创新补贴显著驱动了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通过手工整理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基于调节效应模型得出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提高弱化了该正向促进作用，且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而对非实质性创新不具有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负向调节作用因企业股权性质、行业差异和所在地区差异而具有异质性。机制研究发现，研发人员数量在财政创新补贴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中存在正向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负向调节作用在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后不具有显著作用。鉴于此，应改善政府绩效考核方法，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政绩考核相结合，充分发挥政府政策的导向作用，引导微观主体合理配置资源，同时在总量上加大财政创新补贴力度，重视研发创新人员的核心引领作用，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合力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环境保护费改税与重污染行业企业杠杆——基于庇古税微观模型的研究

财税体制绿色化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改革方向，而环境保护税作为体现“绿色税制”的税法，其“庇古税”的运行机制改进是调节重污染行业企业生产选择与杠杆水平的微观原理。基于1356个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样本与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保护费改税对重污染行业企业杠杆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环境保护费改税整体上降低了我国重污染行业的企业杠杆率，并且通过提高政策执行度与促进企业创新发挥作用。环境保护费改税杠杆结构调节的作用在企业产权性质与区位因素中存在异质性。建议继续完善环保税法实施细则与监督机制，厘清执法部门的职责分工，支持重污染行业创新升级，引导地方政府与市场合理配置金融资源，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与杠杆结构性优化的双重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