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期中国南北城市文化的源流与精神结构

上古时代不仅对中华文明有重要的奠基性意义,对中国的城市文化同样如此。夏商周三代,城市脱离乡村和城堡独立发展,城市形制开始形成,城市文化渐露雏形,城市的南北特征逐步显现。北方文化在生产条件被较早破坏后,已先于南方完成了向文明阶段的蜕变,因此在城市文化发展方面也更为迅速。长期以来,北方都城每一次大的变动,不仅形成了新的城市中心,还造成了原本孤立的城市变为城市群落的另一种后果。北方城市形成这种发展模式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地位多依赖于政治权力。上古时期,江南礼乐文化和中原多有交融。江南城市也渐渐形成稳定的特征,但尚未有独立的规划体制,基本上按照北方平原上的城市建设格局展开。对古代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及文化土壤作深入的研究,可为今天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复杂文化现象的探索导夫先路。     

江南文化与江南诗学笔谈

刘士林认为,北方话语哺育了中国民族的道德实践能力,而从江南话语中则开辟出这个以实用著称于世的古老民族的审美精神一脉。江南话语是中国诗性话语体系的一个专门执行审美功能的元叙事。要使江南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在当代世界中澄明出来,一种关于江南话语的语言本体论意识是惟一的桥梁。徐雁平认为,以学术和文学为特色的江南世家图景的绘制工作,才刚刚开始,它的展开与深入,必须建立在对清人诗文集和家谱族谱等文献的梳理排比基础之上。只有在注意到每个诗学世家的不同性(如海宁查氏、德清俞氏)的同时,又能以多视角观照问题,才能绘制出细节丰富的江南世家图景。朱逸宁认为,在江南文化的发展史上,晚唐五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江南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化现象和人物,江南的精神气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从此开始取代北方成为中国诗性文化的象征。耿波认为,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文化语境中,士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成了互利互惠的组织化。士人之间互通声气,互相援系,为了能在城市文化生产的逻辑中生存而结成了一个"共同体"。江南士人在城市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那种在张扬个体和"士志于道"的事业之间寻求调和的深微刻苦精神心态是城市文化中最富诗意的因素。江南士人的情性状态     

小说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小说——读《文化视阈中的近古文学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冲击了传统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方法,同时引发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关系的论争。其实,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如果在此论证的基础上,能够摒弃学科的界限,相互借鉴,进而引出新的视阈或视角、方法,对于学术来说,未尝不是一种机遇。我认为,关键问题并不在于什么学科,而是有没有为学术贡献新的方法或理论。所谓新,无外乎材料新,观点新,方法新。     

江南的文化地理界定及六朝诗性精神阐释

江南的文化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而这种特质是超越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对江南进行文化地理界定显得十分必要。江南诗性文化的凝聚有赖于它的轴心期,刘士林先生将轴心期的概念引入到江南文化研究中,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看到江南的诗性精神是如何延续下来的。这个特殊的阶段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六朝时期,而《世说新语》便是江南轴心期的代表性历史文献。     

花间词人与晚唐五代江南的城市文化

江南城市文化受制于北方政治伦理话语而屡遭压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唐代中后期政治的混乱,令原本处于文化中心的北方城市迅速衰落.     

安史之乱与江南诗性精神的成熟

刘士林认为,对以务实著称的中国民族来说,由于持续的文化压抑因而它的审美机能是严重匮乏的.在充满苦难、又在苦难中产生出巨大生命热情的江南轴心期,才使得中国民族的审美意识从沉重的政治伦理异化中解脱出来.以礼乐政治为中心的"北国诗性文化",只能看作是一个自身特征尚不明晰的"初级阶段"或"早期状态".朱逸宁认为,自8世纪起,中国的文化中心南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江南文化为代表的诗性精神获得了说话的机会,并由此成为中国民族二元精神中的一极.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晚唐和五代时期的文艺活动.李正爱认为,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以及不同主体所采取的生活态度不同,江南民族和北方民族产生了本质的不同.北方黄河文明选择了政治-伦理为其生活理念模式,建立在鱼稻文化基础之上的江南则选择了审美-诗性作为它的生活理念模式.这种有着江南特色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形成了具有独特江南文化气息的一种审美-诗性文化.刘铁军认为,在远离政治中心、疏离国家权力中心的乡村宗族组织中,乡绅成为中国乡村的知识占有者与权威阶层.他们既有公众话语遵循道德伦理的一面,又有私人话语追求精神自由审美的一面.这种有道德伦理与精神自由追求的乡绅话语直接表现在他们的治家文化中.     

汉代政治型都市文化的形成及其对经济型都市的影响

西汉的长安城不仅是一座行政中心,而且在我国古代城市化进程中象征北方政治型都市模式的开创,这一大都会的形成与当时西北地区的文化生态环境也有关。适宜的政治气候加上各种人文因素构成了早期政治型都会的特征：首先,它的城市基本布局和功能处处彰显了北方政治伦理文化的基本特征;其次,长安城内各阶层的生活状态体现了政治礼乐文化的浸染;再次,长安的城市文艺活动,尤其是文学也彰显出当时这座都会以政治为中心的风貌。长安都市文化的意义正在于此,它成为我国历史上较早的人居条件较为适宜、依据皇权独断和政治等级而展开的古代都市。同时,政治型都市文化在当时也构成了对江南经济型都市文化的压制。     

江南都市文化的源流及发生

江南都市文化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它可以启发我们探索江南文化的内在体系以及中国城市发展的脉络。从历史上看,中原地区正是中原文化体系的核心地带。而且,“夏商周三代可以看做是中原地区中、东、西地域实力此消彼长的动态发展;作为中国历时最久、内容最为纷繁的舞台,中原地区无疑成为历代王朝定都的最频繁的场所,长安、洛阳、邺、开封、太原、北京……这些对我们来说再熟悉不过的古都城市都集中在这里。”[1]这些都城集中在中原黄河流域,不仅是政治—伦理体系自身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讲,更是以一种古代都市群落的方式构建了北方伦理文化…     

晚唐五代江南的诗性文化

刘士林认为,北方话语哺育了中国民族的道德实践能力,而从江南话语中则开辟出这个以实用著称于世的古老民族的审美精神一脉.江南话语是中国诗性话语体系的一个专门执行审美功能的元叙事.要使江南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在当代世界中澄明出来,一种关于江南话语的语言本体论意识是惟一的桥梁.徐雁平认为,以学术和文学为特色的江南世家图景的绘制工作,才刚刚开始,它的展开与深入,必须建立在对清人诗文集和家谱族谱等文献的梳理排比基础之上.只有在注意到每个诗学世家的不同性(如海宁查氏、德清俞氏)的同时,又能以多视角观照问题,才能绘制出细节丰富的江南世家图景.朱逸宁认为,在江南文化的发展史上,晚唐五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江南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化现象和人物,江南的精神气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从此开始取代北方成为中国诗性文化的象征.耿波认为,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文化语境中,士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成了互利互惠的组织化.士人之间互通声气,互相援系,为了能在城市文化生产的逻辑中生存而结成了一个"共同体".江南士人在城市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那种在张扬个体和"士志于道"的事业之间寻求调和的深微刻苦精神心态是城市文化中最富诗意的因素.江南士人的情性状态是热力的,但同时又是深微的.它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浪漫主义,而是呈现出一种情感的深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