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和美美过大年之扫雷行动

策划人小语又是一年冬去春来,眼看着,就该过年了。贴对联、穿新衣、吃饺子、放鞭炮、祭祖先、拜亲朋……这些世代相传、严格繁复的习俗仪式,无数次地提醒我们: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这个年可得好好过。可怎么样才能把年过好呢?吃好的?穿好的?这是物质稀缺时代人们过年的方式,为的是营造出一种理想化的生活状态,表达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许。现如今,衣食无忧的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此,过年没完没了的饭局,让人     

对90年代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反思

本文作者认为，西方历史上的市民社会是在权力高度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一开始就表现出与现实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异质性，与此相应的是其内部的理性化过程完成得较早；相反对于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市民社会”与现实社会及政治结构是同质的，这导致它内部的理性化过程没有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后发现代化国家市民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内部的理性化如何实现的问题。由此出发，市民社会不可能走一条类似于西方那样的放任自由主义的道路，相反，在这些国家，市民社会的健全发育和健康发展需要依赖于一系列外部的条件来促成，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强政府的促成作用。与此同时，市民社会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自治和理性化发展也向政府提出了极为重要的要求，一是清除腐败，二是必须按照各不同社会空间自身的逻辑来塑造、发展和监督它们。９０ 年代国内市民社会研究中最重要的误区就是忽视中西“市民社会”和现实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同质／异质关系，对西方市民社会的发展道路带有极大的盲目模仿心理     

技术传播带来文化异化吗?

我将在较为广泛的历史和文化透视中用一般性的术语来讨论我的课题。这是因为现代技术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并且被应用的技术形式是一切特定文化的典型特征。不仅如此,一场广泛的分析打开了将我们目前的处境同类似的(如果不是完全相同的)环境进行比较的渠道。借此我们将有可能更清楚地揭示我们正面临着的特殊情况。毕竟,狄尔泰(W.Dilthey,1833—1911)关于人只能从历史中了解自己的思想观点也适用于我     

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及其在现代的汇合

本文通过对“市民社会”、“市民—公民”、“城堡—城市公社—国家”等三组概念的词源学考察,揭示了西方学者的两种不同的市民社会观念和对市民社会的两种不同的理解趋势,分析了二者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亦即现代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城邦或以城市为文明中心的政治国家,以及人们关于它的观念和思想;中世纪末叶以来在西欧涌现出来的自治的城市公社,它在后来的发展,以及人们关于它的观念和思想。作者认为,17、18世纪以来在一些西欧国家产生的现代市民社会实际上可以看作这两种传统的汇合,它既是一个“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又是一个“国家公民”的社会,这一社会在西方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化过程。     

“西学”在“中学”中的命运：形而上学之例

本文以“形而上学”这个西方哲学范畴为例 ,探讨 2 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在引进西学的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个普遍而独特的现象 ,即在对西方学术思维还没有搞清的情况下 ,就已迫不及待地用中国人自身的传统观念来理解之。本来在西方 ,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曾被长期作为最高层次上的“科学”来追求 ,因而其理想一直是成为严格的科学知识而非追寻人生的终极答案。但是 2 0世纪以来 ,中国学者在引进西方“形而上学”范畴时 ,极为普遍地将它与中国古代的求“道”之学混为一谈 ,视之为一门专门追求人生的最高价值或境界———即“形而上”的价值“本体”———的学问 ,甚至于把宋明理学当成了真正的“形而上学” ,从而对“作为科学的皇后的形而上学”这一西方哲学中的历史事实及其所具有的深刻意义从未真正理解过     

从Ontology看中学与西学的不可比性

本文试图通过对Ontology这个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中的核心范畴的历史考证来揭示西学与中学在出发点上所存在的一个基本差异,即“是”与“应该”的差异,及其在中西学术和思想比较中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是”与“应该”的差异,构成了西学与中学几乎一切重大差异的根源;另一方面,这一思维方式在出发点上的差异也标志着中学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在多数情况下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学问,二者之间在很多领域都不具有可比性。我们既不能以中学的标准来衡量西学,也不能以西学的标准来要求中学。无论是中学过去的分类体系,还是西学现在的分类体系都是在它们自身内在的思维理路的支配下逐步形成的,因而也都有着各自的合理性。     

知识、道德与传统儒学的现代方向

文章试图通过厘清知识与道德的关系,来探讨儒家道德传统与知识结合的可能方式。知识与道德代表人类生活中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人们对道德的关怀方式也有认知的和实践的两种,二者遵循不同的逻辑,可以各自独立发展;尽管知识与道德的结合可以是一个理论课题,但是它们之间的真正碰撞和结合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生。正像我们不能指责研究知识论就犯了“重知识、轻道德”的错误一样,也不能指责儒学作为一种道德传统犯了“重道德、轻知识”的错误。不少现代学者(特别是新儒家学者)之所以从“形上学”、“存有论”等角度来寻求传统儒学与知识之间的结合,乃是因为他们没有厘清知识与道德的关系,误认为传统儒学犯了重道德、轻知识的错误,而没有把儒家道德传统与知识的现代结合,当做一个现代人在面对知识世界的时候如何确保或重建自身价值的修身功夫和道德实践。     

是谁误解了“三纲”?——答复李存山教授

李存山先生最近在批评笔者的文章中,为学术界长期流行的“三纲”观念辩护,即把“三纲”理解为臣对君、子对父、妇对夫“尽单方面的绝对的义务”,认为它代表绝对的等级划分,让人们无条件地服从于权威.本文在回应中说明“李文”对董仲舒、《白虎通》及汉儒存在误解,认为“三纲”思想在先秦儒家典籍里清晰可见,并非汉儒为了适应秦汉以后大一统的集权统治需要而进行的新创;汉儒在强调谏诤方面与先秦儒学无别,其“三纲”思想不能理解为绝对服从或绝对尊卑.将“三纲”归因于汉儒,以为可以撇清一些历史问题,其实是撇不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