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夏威夷州标准化基础教育改革:理念、路径与启示

在美国标准化教育改革思潮和夏威夷独特教育价值观的影响下,夏威夷州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标准化基础教育改革.此次改革极具鲜明特色,在规划政策推行、领导团队搭建和配套制度建设三方面的系列措施取得了阶段性成功,但同时也面临着资本过度干预教育的困境.美国夏威夷州的标准化基础教育改革为我国提供了镜鉴.我国基础教育改革需要制定统筹兼顾的教育规划,发掘本土文化的教育价值;集结教育系统的内外力量,设计分工合理的运行框架;设定并行不悖的衡量标准,放宽教育目标的达成方式;发挥宏观调控的积极作用,弥补教育管理的薄弱环节.     

新常态下货币供给对工业经济的非对称冲击——兼论冲击路径的情景设计与分析

货币政策冲击对工业产出和价格的非对称影响，是新常态下把握好货币供给政策的方向、力度和节奏的重要参考依据，有助于提升货币供给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局部投影方法在不同区制下，计算工业产出和价格对货币供给冲击的脉冲响应结果表明：货币供给冲击对工业产出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且总体上表现为中性特征；而货币供给冲击对工业价格的影响不仅在不同区制下，而且在新常态前后均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和非对称性，总体来说是短期有效，长期中性的。情景设计的分析结果显示新常态下采用增加货币供给的政策来刺激工业经济是不可取的，其作用效果可能出现工业产出停滞不前，工业价格急剧飙升的工业滞胀。因此，需要从工业产业升级，工业技术创新等工业供给侧寻求工业经济新的增长点和动力机制。     

行动者的定位及其激励——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例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涉及到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在改革的过程中,社会行动者的定位是不同的,其激励也大不一样。其中,中央政府承受着公平分配的社会压力,是改革的顶层设计者,肩负着制度供给和统筹协调等方面的责任。地方政府是改革方案的执行者,是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领域有很大的作为空间。社会组织尤其是垄断行业等既得利益者是改革的阻力,但他们又是松散的和软弱的,这也相应提出了选择和优化改革策略的要求。公民参与具有良好的内在激励,并有民主控制和达成共识等方面的意义,对公民的赋权决定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前景和未来。     

孔隙介质中滞留聚合物分子的粘弹效应系数

本文在文献[1]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试验研究,发现慢速降压过程流速对时间的依赖关系呈指数曲线形式,同时进行了慢速升压试验,同样发现流速与时间的指数关系。文中对文献[1]定义的附加残余效应系数提出了修改,重新定义为滞留分子粘弹效应系数,对降压过程和升压过程的粘弹效应系数进行了对比。通过岩心出口液浓度数据,证实了文中描述的粘弹效应机理和分子构象改变的物理模型的可靠性。     

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的协调性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持续快速发展,研究生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性问题日益突出。通过深入分析河南省研究生教育的层次结构、科类结构和类型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促进我省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的深层次协调发展,建议省级政府统筹规划,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将研究生教育融入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注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内涵建设。     

资源型城市需要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本文以东营市、大庆市为例 ,分析了矿产资源型城市第三产业发展的薄弱性 ,并在阐述资源型城市发展第三产业重要性的基础上 ,提出了东营市第三产业发展的目标及战略选择 ,以此来反映资源型城市第三产业发展的方向。     

论大学教育观念现代化的特征与属性

大学教育观念现代化是大学教育现代化的一项基本内容 ,它的核心是大学教育与社会、人、文化之间的基本关系。它对大学教育现代化的作用不是以物化的形态显现的 ,而是以隐性的内在规约表现的。大学教育观念现代化具有如下特征和属性 :全面性、时代性、发展性、导向性、层次性、创新性和特色性     

多维视角下的农民工权益维护

针对当代中国农民工维权中遇到的诸多困境，可尝试从制度设计与逆向演化、利益表达与权利实现、政府导向与法律援助、社会资本积累等多维层面入手，以解决农民工权益维护的问题。针对农民工获得合法城市居民身份后的权益维护问题，应对后农民工时代的维权情况进行前瞻性思考，采取对农民工加强教育培训、选拔、培训好社区管理人员，培育其新市民精神和自组织性等有效措施。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 ,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大支点和三大基本特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现实取向主要是推进党的建设、发展人民民主、落实依法治国、加强制度创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刑法

三国时,随着蜀汉政权的政治重心向西南地区靠近,国家刑法更有了实践的条件与基础。两晋南北朝时期,虽政权屡经更替,国家刑法仍然通过地方行政官员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姓而得以直接或者变通地实施。而当地的刑事习惯法,有的则已开始受其原始宗教或外来宗教的影响,形成这一阶段西南少数民族刑事法律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