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内迁高校教师群体的住房问题探究

由于战争的破坏，加上战时内迁高校教师群体的收入锐减、实际购买能力的低下，及迁入地房屋资源供应的相对不足，内迁高校教师群体住房困难、问题严重。虽然国民政府加强管理，采取补助措施，制定内迁高校教师的保障政策，教育部也拨巨款救助各级教员，但由于战时国内经济状况的恶化，通货膨胀等因素影响，依旧杯水车薪，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内迁高校教师的住房问题，战时整体教育状况在退化。同时，内迁高校教师群体在艰苦环境下，延续了中华文明的火种，为改变东西部文化教育不平衡的状况和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抗战时期中国工业的西迁与西部的开发

出于抗战和生存的需要 ,国民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内迁 ,从而对西南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规模最大、内容最典型的工业化空间传动运动。这种非经济性动力引发的工业化空间传动也存在一定的弊端。     

日本对华掠夺的又一罪证——评《罪恶的战争之债——抗战时期日伪公债研究》

河北师范大学戴建兵教授与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王晓岚研究员合著的《罪恶的战争之债———抗战时期日伪公债研究》一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5年9月正式出版了。该书230余页,近20万字,是近期抗日战争史和日本侵华史研究的少有力作。作者在书中对以往人们较少关注的日本通过发行公债方式对华进行经济掠夺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剖析,揭示了日本发行公债的实质是对华进行经济战,通过它对沦陷区进行经济掠夺和破坏,从而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这一问题的研究,再次暴露了日本侵华的根本目的是要将中国变成其殖民地、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抗战时期的汉奸现象

中国人在打中国人 抗日战争中许多战斗场合，中国人不是在与日本人打，而是中国人在打中国人，或者是中国人的“单打”在对中国人、日本人的“混合双打”。淞沪会战时就屡见这样的场景——伪满洲国的军队在坦克车前面冲，日寇则跟在坦克车后，都穿一样的军装，使一样的武器。只有当他们被俘后，我方士兵才清楚这些人高马大的家伙是来自松花江畔的东北人。     

抗战时期毛泽东、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之比较——兼论二者对战后中国政局的影响

抗战时期，毛泽东坚持将国际主义与民族利益有机结合，坚持将民族主义与民主政治相结合。而蒋介石则推行集法西斯主义的专制性、保守主义的守旧性和爱国主义的进步性于一身的民族主义。民族独立是两种民族主义的共性，也是两党合作的基础。毛泽东、蒋介石民族主义的不同特点却分别对战后中国政局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蒋介石虽然利用了民族主义为政府提供合法性基础的作用，却忽略或回避了对民众利益的关注。在民族敌人消退后，蒋介石民族主义剥夺民众自由、权利的一面与已经启动的民族独立、民主的历史进程背道而驰，从而遭到大众背弃。而中国共产党则充分发挥了民族主义对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促进功能，成功地将众阶层纳入了统一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为日后政权的确立准备了深厚的民众基础。     

抗战时期中共执政陕甘宁边区研究述评

抗战时期中共执政陕甘宁边区的成功实践,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了抗日民主政治的模范区、新经济生活的模范区、建设先进文化的楷模,为中共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做了有益的尝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学术界对中共执政陕甘宁边区的研究主要涉及民主建政、发展经济、建设新文化、当代意义等方面。     

抗战时期党改造和健全冀中村民主政权的考察

抗日战争时期,冀中(本文主要指沧州部分)党组织在加强根据地建设中,贯彻民主,组织、动员全民抗战,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村级民主政权的建立、改造和健全进行了伟大实践且获得了成功。     

教育史上的壮烈篇章--抗战时期武汉学校内迁纪实

文章回顾了抗战期间武汉各类学校分别迁往四川、云南、鄂西等地的艰难岁月,陈述了师生艰苦奋斗,共度时艰的事例,表现了师生在温饱不保的战乱环境中发愤工作、努力学习、宣传抗日救亡的民族精神.     

抗战时期中国科学技术的一次盛会——中国工程师学会第12届年会在桂林

中国工程师学会第12届年会是抗战时期中国科技界的一次盛会。桂林当时所具有的独特的科技文化氛围以及交通条件和战略地位,使之成为本次会议的召开地。会议的内容十分丰富,程序十分严谨,成果十分显著。注重孙中山实业计划的贯彻及工业标准化的推行,注重国营事业发展、战后经济建设和广西建设的研讨,是本次会议的主要特色。会议显示了中国科技界坚持抗战和坚持实业救国的信念及决心,促进了先进工程技术的推广和科学管理方法的运用,为国家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它实际上是抗战胜利前夕中国科技力量的检阅与动员。     

试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政治发展趋向

在抗战时期,国统区政治发展曾呈现出集权与专制、合作与民主两种不同的趋向并存的局面。这虽然看似相互矛盾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抗日战争的需要,因此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二者之间所固有的矛盾决定了它们不可能长期和谐共存。抗战中后期,集权与专制的趋向已明显超过合作与民主的趋向,在国统区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二者之间的矛盾也由此日益尖锐和激化,从而导致了两场民主宪政运动的爆发。这两次运动虽然最终皆以失败而告终,但却反映了合作与民主在整个抗战期间仍是国统区政治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趋向,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代表了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