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初期（1708-1717）的海盗问题初探

海盗问题是中国海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史学界对清代海盗问题的研究侧重于两个时期,一是17世纪中叶的明清之际,一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乾嘉年间,并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但是,对于18世纪的海盗问题,众多学者却很少涉及.在18世纪初期,也就是所谓的康乾盛世的起始阶段,中国的海盗活动却有一次突增的现象,该论文对1708-1717年(康熙四十七年至康熙五十六年)的海盗问题及成因加以简单分析说明.     

明代中后期粤西珠池设防与海上活动——以《万历武功录》“珠盗”人物传记的研究为中心

明政府在粤西沿海地区和近海岛屿先后添设采珠内监衙门、游击将军和守海水寨,竭力垄断珠池,打击民众私采珍珠,地方传统与国家禁令之间的矛盾加剧了地方社会动荡。本文从序刊于万历四十年、以收罗万历年间战事著称的《万历武功录》中有关"珠盗"活动记载的分析入手,探讨在珠池设防背景下,从事采珠的海上活动人群与官府的周旋角力、珠池布防策略的变化及其对地方社会产生的影响,由此呈现该书对"珠盗"等一批"小人物"的述事所蕴含的明代中后期广东沿海社会变动的"大历史"。     

嘉庆时期汪志伊应对福建海盗之策

嘉庆时期福建海盗势力大涨,对福建沿海地区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汪志伊于嘉庆年间任福建巡抚、闽浙总督等地方要职,在清源化俗的思想指导下实施一系列的海盗治理方案,如肃清海盗、严查验、开海禁、注重人才、慎选官吏等,对稳定福建沿海社会秩序起重要作用.     

伊厄棣斯的“海洋性格”问题

伊厄棣斯是亨利克·易卜生早期浪漫剧《海尔格伦的海盗》中的女主人公。作者运用挪威海地理意象,与伊厄棣斯的性格特征相互映衬,塑造了其勇于反抗、向往自由的"海洋性格"。这种"海洋性格"具有双重审美意义:一方面伊厄棣斯积极反抗并追求自由,另一方面又消极自恋并逃避自由。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海盗罪规定的超普遍管辖权研究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海盗罪规定了超普遍管辖权。这种管辖权明显区别于普遍管辖权,对于打击海盗罪非常便捷、有力。但是,如果对行使地域不加限制,就会严重侵犯国家主权。因此公约严格将海盗罪的行为地限制在公海或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地方。这种限制是非常合理的。对于不在限制地域发生的海盗行为,不能行使超普遍管辖权,而只能行使其他管辖权。     

海盗经济中的那只钩子

在致力于满足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我们都“犹如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着，也会为他人的利益服务。当我们为他人利益服务的时候，他人也会乐于与我们合作，而这其实也是在实现我们自己的利益     

海盗的前世今生

海盗活动在过去的数百年中十分猖撅，就如同今日东非外海的形势。为打击当今海盗活动，各国政府应注意运用过去击败海盗所采用的一些战术：在海上采取更积极的防御行动并寻求陆地上的政治解决方案。     

国际社会打击索马里海盗的法律分析

为维护国际海运安全，国际社会纷纷派出军舰赴索马里海域参加打击海盗的行动。这一行动的国际法依据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规定和索马里过渡政府的同意，且三个因素相互关联。同时打击海盗的行动应受到相关国际法的约束，包括履行尊重沿岸国主权的义务、遵守人道主义法则的义务和因国际不法行为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     

我在亚丁湾战海盗

近几个月来,索马里海盗的一系列疯狂举动令世人瞠目,他们不仅在亚丁湾抢掠大批渔船,就连比美国航母还大的沙特超级油轮"天狼星"号,和一艘满载33辆坦克、高射炮和大批弹药的乌克兰军火船也遭其动持。海盗们向船主索要上千万美元的赎金,并与闻讯赶来的多国部队军舰公然对峙。令这些狂徒想不到的是,在试图劫持一艘中国货轮时,30名手无寸铁的船员却勇敢地同他们展开了殊死较量,并用自制的燃烧瓶打得海盗狼狈逃窜。2009年1月初,记者采访了刚随"振华4号"回国的海员刘阿福,他与同事在大西洋上勇战海盗的经历,令人震撼。     

颠簸:政权真空下的民众生活——以18世纪福建沿海民众与海盗关系为中心

福建沿海的海盗问题并没有因为18世纪的"康雍乾盛世"而销声匿迹,相反,在政府无力统辖该地区的前提下,福建沿海的民众生活反而呈现出奇异一幕:要么成为海盗,要么自发反抗海盗,依靠朝廷剿灭海盗是不现实的,民众身份的复杂性与清王朝的海疆政策息息相关。福建海盗问题是这一时期社会矛盾的真实体现,同时也构建了一幅18世纪福建沿海地区的社会真实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