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分工与社会边界:寻找社会变革的伦理规范

现代社会的分工体系不仅具有政治功能与技术功能,也具有道德功能,它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性手段。"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既要追求个人价值,也要追求社会价值,而在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所指向的事经常都不一致的条件下,社会的分工体系就成了帮助所有人兼顾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重要工具。分工体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变革总是会突破既有的分工边界,但并非所有这样的突破都属于进步。变革可能导向优化分工,也可能导向破坏分工,其中,只有优化分工的变革才属于进步。从伦理角度来看,社会变革只能指向优化分工的方向。     

时间与社会变革--古尔维奇的辩证时间观及启示

任何社会理论的建构都隐含着某类时间观,但是由于牛顿力学时空观和康德的主观时间范畴在社会领域长期占据隐形支配地位,时间的基础"动力"作用却经常被人忽略。为了把握日新月异的社会实践,改变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封闭和僵化的一面,我们要重新理解时间,确立时间在理解整体社会现象中的本体论地位,为此必须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从这个意义上看,古尔维奇的辩证时间观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作用。     

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这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飞跃 ,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深化、丰富和发展。这个论断提示了科学技术对当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位变革作用 ,更明确地指出了科技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首要的决定的因素 ,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宣传干部创新的时代审视

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宣传思想工作注入了新的内容与活力,但也带来了很多新情况。作为宣传思想工作者如何与时俱进,强化创新意识,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握机遇,推进宣传思想工作,则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中国经济法之争的内涵及原因分析

历经二十余年的中国经济法之争,是中国现代法制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并将成为当代中国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基础性、前沿性课题。中国经济法之争有其丰富的内涵,相关的探讨可使其轮廓逐步清晰,便于认识和把握;中国经济法之争有其发生发展的必然性。其中,大陆法注重法体系构建和法部门划分传统的深重影响,以及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在中国的“不期而遇”,是导致这场争论的客观缘由。     

战争的演变:从寻求生存必需到维护生存质量

依据其主要目的或动机 ,可将战争大致分为寻求生存必需型与维护生存质量型。寻求生存必需型战争的参战方根本目的在于 ,寻求更多的生存必需资源以缓解甚或消除其生存必需稀缺 ,因而以地缘为决定因素的传统领土安全观占主导地位。根本地由于技术、经济及社会变革 ,维护生存质量的战争中至少有一参战方目的在于维护自身或某部分人类的生存质量 ,它更多地由一种国际自由主义及人类安全观所决定。意识形态战争的大规模兴起直至二战结束基本完成了这一历史进程 ,其后 ,维护生存质量就逐渐成为战争的惟一或主要目的———虽然这存在重大政治和伦理困难     

清代省会城市功能演进透视

我国自元代创设行省制度后,省会城市成为城市体系的中枢,系地方行政管理与控制的节点。清代以来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助推了我国省会城市从传统功能向功能多元化的发展演进,省会城市发挥着地方行政管理、发展区域经济、文化传播、新政改革、国家安全防卫等多元的功能作用。探析清代省会城市的功能演变,旨在深入研究演进的动力机制和演进轨迹,为当今城市的功能叠加与发展提供路径借鉴。     

我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上篇）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还在变动之中，有些社会阶层还没有成型，有些社会阶层还在分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做出一个比较成型的模型，不过，比较粗略一点的模型还是可以做出来的。有的学者把社会阶层分为五个等级：上，中上，中，中下，下。这是一种比较简明的办法。不过，我觉得如果舍去各阶层的具体内容，抽象地分为五等级，那只是一个符号系统，反映不出一个社会的特点。     

清初治滇述论

清朝初年,特别是平定“三藩之乱”后的二三十年间,是云南实现由乱到治的关键时期。清朝统治者在总结和借鉴历代治滇思想和治策的基础上,经过不断调整、充实,逐步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治滇治策体系,其治策涉及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较为切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成为其后清朝统治云南的治边思想和治策。     

论信息技术应用中的社会及其治理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社会在两个维度上表现出了急剧变革的要求。一方面,人类社会处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转型期；另一方面,技术进步的成果喷涌而出,在很多技术成果背后,都可以看到信息技术的身影。信息技术已经是我们时代的基础性技术,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杠杆,虽然技术会对社会的既定形态构成挑战,却永远不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直接动力,人们需要对技术造成的挑战重新认识,将其转化为社会变革的观念和要求,并作出实践安排,才能促成社会变革。在此过程中,社会治理的变革往往会滞后于社会变革。在信息技术的发展进程中,我们的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得社会治理方面的变革承受了更大的压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梳理社会治理变革各个方面的要求,并作出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