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步前贤不乏创变--论扬雄赋

扬雄对辞赋创作空间的开拓主要表现在创立了"都邑"与"逐贫"两种题材系列,其次是兆示了"纪行"赋因地怀古模式的出现;其他题材的赋,作者比肩司马相如、东方朔诸家又有所创变,故在汉赋史上赢得崇高地位.     

梁武帝时期郊祀制度问题研究

郊祀作为中国上古时期祭祀天地、日月、名山大川、四时百神、鬼魂祖先等各种神灵的文化传统，伴随社会发展，演化为封建社会维护皇权神圣的政治制度。一直以来，学者认为南北朝时期是郊祀制度的衰落阶段，但通过考察粱武帝时期帝王亲祠和郊祀制度建设，则不尽然。梁武帝的亲祠依儒家礼经为据，走向定制：用辛、间年一郊。他亲祠还体现出儒家现实主义倾向，倚重政务。在郊祀制度建设方面，也卓有成效。萧梁君臣引征礼经对郊祀制度进行论辩，涉及飨荐蔬果之辩、郊丘之辨、郊庙裸否之辩等问题，深化了儒学对制度的整合，从而使郊祀制度走向相对成熟。     

仪式沿革视域下曹魏郊庙乐舞歌辞考论

曹魏郊庙乐舞歌辞所传寥寥，致使其在乐府研究中湮没不闻。从曹魏郊庙仪式的程式与内含视角出发，可补充了解该时期郊庙乐舞歌辞的沿袭与迁演。郊祀层面，曹魏“疑用汉辞”这一通行说法不甚周全。曹魏承袭汉代郊祀仪式程式，又依新政暂罢汉《郊祀歌十九章》中祀五帝的四曲和二舞，并剔去天佑汉祚的祥瑞之辞；另为新的配祀对象订立乐舞歌辞，如鼓吹曲《应帝期》曾为“配祀上帝”之用。庙祀层面，曹魏所留歌辞皆首作于建安年间，除沿袭汉代庙祀作颂只留徒歌、不予配乐的程式传统之外，还因汉魏禅代、魏蜀交战等事件，对乐舞歌辞内涵及效用化旧为新。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成于汉成之世考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堪称汉代经学文化的标志性术语,以往人们往往将它视为汉武帝的"专利".本文借用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从选举制度、郊祀制度和博士制度三个角度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得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成了汉成之世的重要结论.     

北宋神宗朝熙宁时期的礼文建设考论

北宋神宗朝元丰时期,是宋代礼制建设的重要时段,而在此之前的熙宁时期,也有编修《南郊式》,讨论太庙始祖及其地位等郊祀礼文方面的议论或施设。《南郊式》作为"敕令格式"之一种,其性质介于法令和礼典,具有可操作的规范性与实效性,其编纂为后来的礼文变革提供了基础。变革的整体思路既包含"回复三代制度"的理想,同时也从政治实践出发,综合考虑历代沿革与现实可操作性,体现出较为鲜明的时代特征。     

诗辨体式歌诵明,史溯流源两汉清——读《中国诗歌通史(汉代卷)》

从1982年起,赵敏俐教授相继拜伍心镇、杨公骥两先生为师。初治先秦文学,后延及两汉,最后学术阵地,牢牢钉于两汉,不管四周强敌环伺,而"我自与我周旋"。他之所以从容不迫,乃在于一向卑以自牧,勖勉有加。三十年来,相继推出专著多种,史论兼备,而以两汉为众。同时,作为首都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多年前他聚强将精兵,发动集团化作战,将中国诗歌研究的疆域,从古代推至今天,从汉族扩诸他族。     

汉武帝时神仙方术思想笼罩下的郊祀歌创作

阴阳五行思想是汉代社会思想的主干,《郊祀歌》十九章出现于这样的社会思想氛围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按照《郊祀歌》的祭祀对象和思想内容,将之分成＂天道＂和＂人事＂两大部分,认为两部分的结合,正是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在祭祀礼仪中的具体实践。这组诗歌的中心内容主要是描述汉武帝治下社会经济的发达和国家的强盛,显示武帝的雄才大略,以此向神灵昭告,希望得到上天眷顾,达到长生成仙的目的。《郊祀歌》在整齐排比以往神灵传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时代的影响和个人的情感,成为现在我们了解汉代思想的绝好文本。     

汉代《郊祀歌十九章》的游仙长生主题

本文从宗教与文学创作关系的角度，通过爬梳整理汉武帝重用神仙方士、制定郊祀之礼的活动过程，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分析了《郊祀歌十九章》表现的“逝昆仑”“登蓬莱”、“延寿命，永未央”的游仙长生旨趣，并提出了汉武帝望把蓬莱的活动，是与封禅大典一样重要而频繁的祭祀活动，而这个现象，是目前历史、文学、宗教、哲学等研究中都被忽略了的一个盲点。本文还从宗教体验和艺术灵感的角度，重点分析了《郊祀歌》在表现祀神迎仙、天人感应的神秘境界，以及歌咏祥瑞灵物上的艺术特色，对其在诗歌创作艺术史上的地位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汉魏六朝郊祀歌辞句式、韵式研究

《诗经·周颂》作为儒家经典中的颂神歌辞,具有典范意义,在儒家思想规范之下,郊祀歌辞制作者们自觉把经典作为模仿对象,在使用词汇上逐渐体现出抛弃“子史浅言”而归于“典诰大语”的特点,即在创作中所使用的词汇要来自于儒家经典.尽管如此,若将《诗经·周颂》与汉魏六朝郊祀歌辞相比较,汉魏六朝郊祀歌辞无论是句式还是韵式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试探《春秋繁露》的郊祀论

《春秋繁露》一书包含数篇以"郊祀"为主题的篇章。郊祀原为国君于国都郊外祭祀至上神的典礼,《春秋繁露》依据《春秋》与《孝经》等儒家经典,说明"祭天于郊"之礼的规定、位置、作用及性质等,同时对此赋予德行与教化的意涵,亦即使其伦理化及政治化。《春秋繁露》的郊祀论是在董仲舒学术思想——春秋学、政治论及天人感应论等——的理论前提下形成的,并非神祇信仰或神秘思想的产物,而是汉代儒家经学将"宗教"转为"人文"的一个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