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自然：郭象君主观念的一个新诠释

有君与无君乃魏晋时期一个重要的哲学论辩。郭象持有君的论点,且认为君主当无为。现代学者萧公权指出郭象这种观点存在矛盾,因为君主既然无为,那么政治的运行是否必然需要君主?本文认为,郭象的君主观念可以通过其自然哲学得到圆融的解释。郭象一方面认为君主须通过无为来使万物各自完足其自然之性;同时又强调君主的有为,即:君主自身需贤能、具备良好的鉴别力,识别人才,使社会更好地运行。关注到君主有为的层面,方能更全面地理解郭象的有君论。     

郭象“独有论”与巴门尼德“存在论”透析

魏晋时期，玄学家郭象和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虽然身处不同时空，但却先后对世界的本原各自提出体系完整的“独有论”和“存在论”。二者思辨的逻辑理路有着惊人的相似，同时又分别从具体存在物总合和最普通、最抽象、最一般的类本质的哲学概念两个角度探讨“有”和“存在”的特征与属性，可谓迥异其趣。此二者的思想在其所处时代，乃至后世对于哲学的发展皆具有巨大影响，其中佛教和基督教对二者学说承继的扬弃，对于从全新角度深入研究二者学说的差异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郭象所删《庄子》佚文概览

郭象版《庄子》删改本，比刘安版《庄子》大全本少十九篇四万余言。从南宋王应麟到今人王叔岷，历代学者所辑《庄子》佚文共计三千余言，不及郭删四万余言的十分之一。拙著《庄子复原本》补入佚文六百余字，仅占已知佚文的五分之一，五分之四的已知佚文难以补入。本文举例辨析若干佚文，以窥刘安版概貌，探究郭象删改的原因。     

郭象的“自得”思想探析

"自得"是郭象思想的重要理论范畴,是其"适性逍遥"的人生理想的确切表述,与宋及宋以后出现在理学语境中的"自得"具有不同的理论内涵。在《庄子注》中,郭象为"自得"确立了本体论上的依据,是万物独化自生的应有之义;作为对逍遥义在现实个体意义上的对等概念,它以"适性"为基本方法,通过明王之治和自得者双方的协同来实现。自得者在通向"适性"的道路上,须处理与自身及外界的各种矛盾关系,提升认知水平,拒斥教化、克服"跂尚之心"等,创造并进入"自得之场",从而达到逍遥境界。     

郭象玄学与山水诗之兴起

郭象玄学"物各自造"将本体与现象统一于"物",使得人们摆脱了形而上的运思困扰,物物无碍、事事无碍的自由兴现成为可能,山水景物为物象之自然已然进入诗人的审美视野之中。郭象玄学高标"放浪形骸"、"情寄八方",将士大夫从繁琐的经学束缚中彻底释放出来,带来了个性主义的高扬,士人的山水游赏、朝隐一时蔚然成风,为山水诗的兴起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山水诗的兴起得益于山水摆脱功利的审美目的之后与个体自觉的审美意识的契合,而郭象玄学无疑从这两层方面完满地勾画出了山水诗之所以兴起的文化轮廓。     

性分·生死·穷达——论陶渊明与郭象的思想差异

总观陶渊明的诗文与郭象的<庄子注>,不难看出,"性分"、"生死"、"穷达"是他们积极探索的课题.但由于二人的出身背景、人生目标、所事学科不同,因而对此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具体来说,郭象倡导的是等级之性,而陶渊明标举的则是本然之性;郭象对生死的超越是智慧的,而陶渊明的超越则是诗性的、心灵的;郭象根本否认穷达的存在,而陶渊明对穷达则是齐一的、冥同的、不计的.     

郭象的自生说及其理论吊诡——基于郭象哲学知性品格的分析

郭象对有、无的涵义进行了重新阐释,并通过无不能生有和有不能生有的逻辑推演提出了事物自生的观点。郭象的自生说混淆了事物的生成方式与事物的生成本原问题,从而造成无法克服的理论吊诡:自生必须承认自生的主体,否则就不具有任何实际的意义;而一旦承认自生的主体,则又成为他生而非自生。郭象试图用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的玄虚说法规避这一矛盾,但事物自何而生的问题并未因这种悬搁而消失。自生说本质上仍是一种生成论。     

论郭象哲学思想的扬弃问题

郭象以“独化玄冥”为命题建构了庞杂的唯心主义体系 ,作为魏晋时期的特殊哲学家 ,他的唯心主义杂质及错误的社会观应予摈弃 ,而其中的许多合理因素必须肯定。郭象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有一定的影响。     

郭象“自然即名教”秩序观探微

“自然与名教之辩”成为魏晋玄学的主题,与其肩负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息息相关.郭象玄学系统论述了“自然即名教”秩序观的产生、运行、发展,为我们展现了“自然秩序”和“人为秩序”之外的第三种秩序,这对于研究当前宪政与秩序相互关系等课题具有借鉴意义.     

郭象的独化自生哲学

郭象其学说通过名教自然冥和说、独化自生论,以及自因、自为、自得、自有、自性说这三个方面来体现。独化自生经逻辑演化,自因、自为、自得、自有、自性而无待自造;无待自造而自然,自然而逍遥自由,成为郭象哲学的形而上本体。＂玄冥之境＂是郭象独化自生的价值理想境界,也是其终极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