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学思想在朱子学中的意蕴

礼虽以"义"为尊,然限于以章句训诂、名物制度考证为内容的学术范式,经学家并未充分重视礼学中的义理思想。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在接续经学研究范式的同时,又推阐礼学中的义理内涵,从而使礼学研究既坚持以"刑名度数"为研究内容,又涵摄了"礼尊其义"的思想。朱子后学陈澔赓续朱子礼学思想,并从礼所涵括的"成德器之美"与"明用器之制"两个方面去重新诠释《礼器》篇所蕴含的哲学思想,终因其《礼记集说》立于官学而产生深远影响。     

李觏易学思想管窥

李觏所著《易论》十二篇，不仅标示出宋代易学义理之端绪，且反映出其坚持自身的学术个性及提倡以《周易》阐扬儒家学理的用心所在。李觏之易学重经世、重人事。他治《易》不徒托空言，将学《易》、解《易》及用《易》看成是一门观察人事兴衰，社会治乱的大学问，突出了《周易》作为经世之书的历史价值。     

历代《周易》研究概况述评

我国古代对《周易》的研究历来比较重视,关键原因是《周易》为儒家“五经”之首,而儒家又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同时,《周易》又是我国硕果仅存的几部文化典籍。为此,历代学者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故本文从先秦、两汉、晋唐、宋明、清代等几个时段入手,对历代的研究状况作了一些初步梳理,认为易学研究的主流是义理,《周易》经传所阐发的哲理在今天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应将该书视为一部文化典籍从多方面加以研究,而不应仅仅局限在哲学的范畴内。     

《知北游》精义

本文是"外杂篇精义"系列的第一篇.作者以"内七篇"基本文体结构和基本义理结构为标准,通过结构辨析推断:郭象版<知北游>前六章,属于原<知北游>完整结构;郭象版<知北游>后六章,为郭象裁剪别篇移入,破坏了文体结构和义理结构.郭象的捣鬼旨在让孔子成为篇末的终极论道者,违背了"内七篇"斥孔之旨.而旧庄学据此孤例,极其荒谬地把郭象版<知北游>推崇为整部<庄子>最佳之篇.     

“以儒诠经”文本中伊斯兰教中国化义理辑录与解读

"以儒诠经"是明清时期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辑录与解读"以儒诠经"文本中伊斯兰教中国化义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明清时期中国伊斯兰教界眼中的伊斯兰教中国化。"以儒诠经"文本对伊斯兰教中国化应包含的内容、如何践行伊斯兰教中国化提出了若干真知灼见,许多见解与当今倡导的伊斯兰教中国化若干内容相吻合。     

论钱澄之以《易》理为旨归的易学观

出于对易学研究视野狭隘化的反省，钱澄之摆脱了象数之学与义理之学的束缚，主张站在《易》理的高度来审视象数和义理的关系。从阐述《易》理的角度出发，他高度评价易象的地位和作用，并扩大了易象的范围。在此基础上，钱澄之以阴阳为《易》理的核心，认为处理二者关系的最好做法是，在承认阴存在的前提下扶阳抑阴。     

濂溪学研究的意义和范围

周敦颐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之一,开创宋明理学,号称"理学鼻祖""理学渊源"。但周敦颐的著作言简意赅,"濂溪之学,精悫深密",学者阐释其哲学义理,或开拓其他研究领域,不甚容易。周敦颐的存世作品,《太极图说》200余字,《通书》2000余字,《爱莲说》100余字,《拙赋》60余字,诗札若干首,欲在义理上展开阐释,需在文献上扩充根据。文章谨就周敦颐在湖湘地域上的意义、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当今社会的意义,以及濂溪学的哲学义理研究、濂溪学的学术史研究、濂溪学的文献学研究方面,提出若干思考。     

汉字中的国学义理(中)

训诂与解字是学习汉字的重要一环。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延续数千年而不死的表意文字。造成这个奇迹的原因很多,训诂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视。狭义考察,所谓训诂就是解释古书文义,所谓解字就是解释字义。广义考察,训诂即解字,解字即训诂。历代都有志士仁人选择这个不太容易收获名利的事业,就是因为这个工作关系到中国的文字能不能健康发展与延续,能不能保证它不走样变形,始终如一地表达同一个意思与同一种思想,形成民族特有的传统。德国思想家莱布尼兹是对汉字理解极其深刻的人,他是这样评价汉字的:汉字完全可以替代哲学著作,未来的哲学将使用汉字来表达,以免去那些冗长的论述。本文选择了部分汉字,从其本意始,发掘其中的国学义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莱布尼兹思想的一次实践。     

义理之学——中国哲学原型简析

近百年"中国哲学"的建构过程,往往是以西方哲学解构中国义理之学的过程.但是,由于义理之学所依托的历史条件不同,故而在知识依据、思想旨趣、知识形态等诸多方面均有自己的传统内涵,而不同于西方哲学.强调中国义理之学的传统特征,一方面是为了防止简单地将义理之学比附西方哲学;另一方面也是强调义理之学在建构人类"普遍哲学"方面所体现的独特价值和贡献.     

从“养心论”看真德秀的文学观及其影响

真德秀的“养心论”以创作主体的心性义理修养取代道德修养，在“理本文末”“德本文末”论基础上，把传统的道德内化为了理学家的心性，较为典型地代表了南宋末年理学家的文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