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内在机理、基本特征及优越性——基于马克思协作理论的分析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共产党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马克思协作理论有助于深入理解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政治经济学逻辑。集中力量办大事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全社会范围内的大协作,因此具有协作的一般积极效应,但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资源要素配置方式、生产目的及生产指挥等方面与资本主义协作存在本质区别,同时在应用范围、生产速度、决策效率、调动积极性等方面具有显著优越性,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协作的超越。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与经验研究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是中国在经济新常态下，适应全球经济重构所面临的新挑战与新要求的重大举措。目前，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基本制度框架初步建立，改革开放效应开始显现；上海自贸试验区重点进行了多个方面的制度探索，并已形成若干成果，“可复制、可推广”的溢出效应正在显现。与此同时，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展中存在的各类问题也不断显现，亟待在理论上进行研究和讨论，并尽快制定相关政策予以解决。     

初中数学教学中概率教学的方法

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人，学生逐渐成为课堂上的“主人翁”。教师应该以学生为中心，设计一些可以培养学生个性、激发学生创造力，让学生有自己的学习空间的教学方案。只有培养出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才能让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对于初中生来说，在无聊乏味的数学课上，如 何将这此古板的数学知识变得形象就显得比较重要。形象的课堂教学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快速学到课堂知识，还可以帮助学生快速融人课堂，从 而有效提高教学质量。鉴于此，本文以概率教学为例，对初中数学有效教学手段进行了探索。     

数控车床切槽加工编程方法初探

切槽是数控车削加工中的一道重要加工工序。文章以西门子数控系统为例介绍几种常用切槽方法。     

物质文化研究——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物质转向”

物质文化研究(MCS)是近年来当代西方文化研究领域的新热点,已经演变成为一个有着强烈的跨学科性、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研究领域.对物的共同关注使得物质文化研究和日常生活、消费、空间等理论话语形成交汇,逐渐生成一个指向一切物品研究的、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新的学术空间;对文化的关注使得物质文化研究开始汇入文化研究的主流,借助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向身份、自我、物人关系等纵深领域拓进,被西方学者视为是文化研究中的“物质转向”.     

真挚的情感 永恒的爱恋——读元稹《离思五首》

唐朝诗人元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千百年来被喻指对爱情的忠诚。广为流传,经久不衰。本文对这首诗作了赏析的基础上,并用现代社会中有关事例对“难为水”、“不是云”作了新的阐释,在认识上的意义又加深了一层。     

因子分析、Logistic回归在会计舞弊研究中的应用

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Logistic模型。通过运用上市公司的相关财务指标,计算得出公司的舞弊概率,对公司的舞弊情况进行客观的衡量和判断。此外,通过对舞弊样本和非舞弊样本17个指标分析表明,财务造假主要通过操纵利润,虚增资产的方式进行。因此,投资者应主要根据现金流量对一个公司整体的经营成果进行分析和评价。     

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对外开放成为新时代的重要发展方略。当前，我国对外开放面临参与全球价值链层次偏低、服务业开放不足、衔接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有差距、对外投资竞争力不强等问题。新时代全面扩大开放将围绕提升创新能力开放合作、扩大敏感服务业开放、全面对接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强化“一带一路”下双向投资合作等领域开展。改革开放40年来，粤港澳合作在国家对外开放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仍具备独特优势，可以通过助力内地敏感服务业开放、实现湾区三地营商规则对接、携手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强化创新能力开放合作等路径手段，继续在国家全面对外开放的各个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此，在CEPA框架下广东继续“先行先试”、推动湾区要素便捷流动、发挥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制度创新优势、创新粤港澳合作机制等对于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改革开放新高地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债务协商视角的债转股定量研究

针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关注的债转股问题，基于债务协商谈判思想，建立部分债务股权互换模型，计算公司证券价格，探讨了债转股对公司价值、破产概率、破产损失成本和资本结构的影响，给出了银行等债权人愿意债转股的充分条件。结果表明：在事先破产清算协议贷款下，事后全部债转股总能提高公司股权价值，但并不一定能提高债券价值。只有其协商谈判能力满足一定条件，公司债权人才愿意事后选择债转股，实现帕累托改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其次，在公司股东协商谈判能力的一定范围内，部分债转股能提高公司价值，其最优转股债息比例随着公司资产风险的增大而增加。再次，债转股能降低公司破产风险和破产损失成本，但同时也提高了债券风险溢价。最后，随着股东谈判能力增强，最优协商转股债务比例、杠杆率都减少，而债券风险溢价增大。本文所得结果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如何实施债转股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