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价值、权力结构与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

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是其行政机构及成员基于组织特性、语言价值等多种考量因素进行博弈的结果。为实现国际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其行政机构基于国际组织的“组织性”特征尤为注重语言的实用价值，甚至以此作为主导性考量因素，英语因而在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国际性”特征要求国际组织必须兼顾语言的象征价值，这与其成员彰显本国语言的诉求相吻合。国际组织成员尤其是成员国的权力强弱对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影响深远，部分成员通过在特定国际组织中推广本国语言的使用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及影响力。同时，历史因素通过保留国际组织权力结构中的正式制度对其语言选择产生延迟性影响，致使语言政策的变革滞后于成员之间的相对权力动态。     

语言教学的语境扩张与内涵要求——以娱乐节目《非诚勿扰》为例

语言教学本身应该对教学用言有着相当高的追求,这种追求应不只是停留在形式或技术性的层面,而更应该在语言本身承载的思想内涵和文化价值上有所体现。从娱乐节目《非诚勿扰》在语言运用方面的表现来看,语言教学应当在提高语言素养的同时,更要提高文化和思想素养。     

平安中国建设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价值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平安中国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新追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平安中国建设具有深刻启示,它不仅为平安中国建设提供理论基础,也是平安中国建设的内在要求和必由之路。     

雷锋生命价值的三重维度及当代意蕴

雷锋的生命价值从历史、空间、境界三重维度上表现为延伸性、普遍性和超越性。雷锋的生命价值符合人与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需要,即符合人的超越性的要求、符合群体共同发展的要求、符合中华民族道德实践的要求、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要求,是对生命为什么有价值、生命价值是什么、怎样实现生命价值问题的直接解答。     

茂名市1979-2010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体效益探析

从引进外资的质量和外资的利用质量两个维度,考察了茂名市1979-2010年外商直接投资的总体效益。由于引进外资的质量不高,加之外资利用的模式是数量型,而不是质量型,导致这一时期茂名利用外资的总体效益不佳。结合对茂名市当前投资环境的调研数据,提出几点进一步提升利用外商直接外资总体效益的建议。     

要素匹配与中国投资效率空间差异性——基于双层嵌套型函数的分解研究

本文基于四要素双层嵌套的生产函数，利用1990-2016年全国层面及省际层面数据测算投资效率，并分析其空间结构特征及演变轨迹，检验投资效率匹配效应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1990-2016年我国整体投资效率呈下降趋势，资本-技能劳动匹配效应与整体投资效率走势趋同，快速累积的资本存量和不断升级的资本质量与短缺的技能劳动之间矛盾突出。②东中西部地区投资效率增长非一致性明显。东部地区资本相对投资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但下降幅度大于中西部，中西部与东部地区之间差距缩小，其中匹配效应是区域间投资效率非平衡的主要成因。③若产业结构升级的技能劳动需求不能满足，将引发要素错配，不利于有效投资。房价与工资提升分别通过影响技能劳动供给和需求抑制要素匹配效率；教育和公路设施会对地区要素匹配产生积极影响，改善地区间投资效率非均衡性；地区投资效率存在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毗邻地区的要素流动和经济发展相近地区的技术溢出均对投资效率产生积极的影响。     

社会身份焦虑感刍议——以奥斯卡·王尔德为例

西方社会中个体的身份焦虑感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生、发展而滋生和扩散。人们在解决了身体温饱需求后,开始争取社会地位,以求赢得他人的尊重。这种心理的"温饱度"能够帮助人们判断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获得自我存在的确定性。王尔德一生中令人费解的种种行为可作为社会身份焦虑感的极佳诠释。透过他我们可以看到,个体对身份的焦虑应被更高层次的价值追求所代替,才能实现真正有意义的人生。     

来,一起晒晒你家的“规矩”

从2014年起,杂志开办了"名人家训"栏目,先后邀请数十位名人后代与读者分享家风家训,从《开国将军的三字家训》到《张云逸家训:记住你是普通人》,从《陈毅家训:腹有诗书气自华》到《黄克诚家训:当好萝卜占好坑》,深受好评。不少读者反映,随着时代的变迁,生活理念更新换代,人生信条多如牛毛,更容易让人迷失,而真正能催人奋进的则是那些一代代传下来的家训。这不,我们就组织大家一起晒晒自己家的"规矩",温暖自己,也温暖家人。     

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实证考察与治理路径

[提要]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从地方试点到全国推广，以特殊预防、社会控制和修复关系等理念为制度着眼点，蕴含着人文主义的善治观，可有针对性地矫治涉罪未成年人并回归社会，可有效控制涉罪未成年人的羁押率与重犯率。然而，通过问卷调查与实地考察可窥见，司法实务中社区矫正存在着矫正主体不明与矫正举措单一，尚未形成有针对性的矫正项目与矫正组织，以及缺乏相应的惩罚性措施与配套性机制等问题。针对践行障碍，有必要走社区矫正的善治之路，明确矫正主体的权利义务，实现矫正内容的实质化，建构全面、科学、专业化的矫正项目和风险评估体系，设立递进式惩罚性措施以及完善基础性设施等，逐步实现社区矫正从“技术性改良”走向“制度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