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管理中的领导方式探微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给学校教育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如何为素质教育、创新教育创造良好的内部管理机制,调动全体教职工的积极性、能动性,成为人们关注的新视点。实践证明,在各种影响教职工积极性的因素中,领导方式是一个关键性因素。领导方式通常是指领导者在管理过程中采取的方法和形式。从管理心理学角度,也可以理解为领导者影响     

参与式发展方法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应用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并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方面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目标,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其     

参与式教学法在儿童保健见习中的应用

为了培养医学生理论结合实际、自主学习的能力,提高教学质量,对七年制儿科专业在儿童保健学临床见习中采用了适合于成人教学的以问题为中心的参与式教学法。具体做法为将学生分为3人的小组,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临床见习。在此过程中,采用小讲课、小组讨论、示教实习和快速反应等参与式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中心代替以教师为中心,让学生担任医师角色,身临其境,因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职业行为能力与临床交流技能。     

汉娜·阿伦特论公共领域的建设

公共领域的建设是当前政治哲学讨论的热点之一,汉娜·阿伦特通过对人的“复数性”,对事实真理、公民异议权、参与式民主等概念的分析,对公共领域的建设作出了富有原创力的思考,值得我们加以借鉴。     

大众文化"迷"的辨识力与创造力——费斯克关于大众文化的另一种视野

大众文本的类型化和标准化现象,曾受到一些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猛烈抨击.与各种类型化和标准化文本相对应的,是各种类型的"大众文化迷".以往的许多研究都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就是认定一个"迷"肯定在某些方面出了问题.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迷是各种类型化文本的过度的读者,他们不是精神错乱的或孤独的,他们的感受和认同在身份的生产性建构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着迷是一种参与式的、创造性的、寻找快乐的行为,它包含着两种行为的特殊性:辨识力与创造力.费斯克的观点,代表了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等的另一种大众文化分析视野,是可资当代中国研究者参考和借鉴的一种理论资源.     

贫困脆弱性视角下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精准“防贫”效应分析

利用贵州省纳雍县两个贫困行政村跨期十数年的农户追踪调查数据,从贫困脆弱性视角量化分析、评价不同时期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防贫”效应及其精准性。结果表明,欠发达地区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在1999-2011年期间降幅巨大（约下降99%）,抗风险冲击能力得到极大提升。总体上,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防贫”即期效应显著,可使农户贫困脆弱性指数降低5个百分点以上,然其“防贫”时滞效应却并不突出。分不同群体考察,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防贫”虽存在一定“漏出效应”和“溢出效应”,但包容性较强、瞄准精度尚可,能惠及大多数“重度脆弱户”和“中度、轻度脆弱户”;换言之,除“微度脆弱户”、“极度脆弱户”及部分“重度脆弱户”外,其间各贫困脆弱组农户均能从中得到保障,然贫困脆弱性强度越高,所受保障程度愈小。不仅如此,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此种“防贫”的精准度可持续性差,无明显时滞效应。     

新媒体时代的参与式文化遗产保护 ——以丁村为例的媒介人类学研究

随着参与式影像的深入发展和参与式新新媒介的迅速普及，参与式文化成为当代社会生活的总体性背景。在这一背景下，文化遗产保护及其关联的文化政治实践都在发生着日渐深刻的变化。参与式民主在丁村生活的部落时代表现得非常明显，是这里的主要治理方式。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关注弱势群体、赋予民间权利、注重全员收益的思路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这种思路的实现方式之一就是发展参与式管理，使文化遗产的利益相关各方都能够通过参与而实现自我的发展，提高自己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效能感。     

“社区灾害管理”的本土化策略——以西部民族地区为例

［摘要］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多为自然灾害高发区。社区是民族地区防灾减灾的基础。“5·12大地震”之后，由非政府组织在丽江拉市海和北川县的羌族社区开展的社区实践证明，参与式的“社区灾害管理”有助于提高民族地区的社区防灾减灾能力。此外，民族地区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蕴含着本土少数民族适应不同生境及气候变化的地方性知识。民族地区的社区防灾减灾，要群策群力，整合政府、非政府以及社区多方面资源，将“社区灾害管理”进行本土化调试，纳入区域发展框架，充分调动社区主体参与，并与民族地区减灾文化相结合，从而切实提高民族地区社区防灾减灾的综合能力。     

西北走廊发展中的主体性与话语分析——兼论人类学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实践价值

本文概述了西北民族走廊的发端、演变和定型的过程。首先,以历史的视角解析甘肃-青海区域性社会的文化形态,尤其注重在多源主体(plural subjects)与帝制中国(imperial China)的中央王朝进行交往的过程中如何形成礼仪网络,以及在其间的甘青社会模棱两可的地位和媒介作用。在重构该区权力支配关系的基础上,对西北走廊边际群体的主体性问题作简要介绍,试图把理论性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其次,以应用人类学研究为基础,尝试提出超越发展矛盾的原理及实现方法,以便为相关政策的完善提供借鉴,使当地挣脱发展话语桎梏。与目前已采用的西北区域发展与资源开发模式相比,本文所阐述的"参与式行动"(participatory action)及其相关研究有助于组织少数民族与地方社区的力量,达到预定的目标,进一步把介入者(intervenors)与被介入者(intervented)的主体-客体对立关系(subject-object dicothomy)转换成前者与后者相互依存、共享发展成果的主体间性关系(inter-subjective relations)。最后,重新认定本学科的学术地位及其实用性价值,认为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在梳理地方性知识的前提下,更应当找出对应援助发展项目的合理方式,提供相似案例等研究成果来处理在政策制订、执行与评价的整个过程(policy process)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如何让职校学生参与到英语教学中

本文探讨了在职校英语教学中,如何将分层教学与形成性评价方法相结合以满足学生需求,从而实现学生主动参与英语教学,在学习过程中不断体验进步,感受成功,实现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