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禀赋对山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秦巴山区40个村庄63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在对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水平测度的基础上,运用分层线性模型实证分析了资源禀赋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秦巴山区农户的脆弱发生率显著高于贫困发生率;人力资本、物质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本都会显著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发生率,自然资产对农户脆弱性的影响为负;村庄外出务工比重、清洁用水比重等都会降低农户脆弱性;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基础设施水平会促进家庭人力资本和金融资产对脆弱性的缓解作用,但对社会资本降低脆弱性的作用会产生反向影响。     

家庭异质性视角下农户脆弱性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家庭发展能力框架构建农户脆弱性影响因素分析框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5期数据,通过交互效应面板模型研究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家庭生命周期农户脆弱性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以工作时间、教育支出和保险支出衡量的内生动力均会对农户脆弱性产生影响,其中工作时间、保险支出降低了农户的脆弱性,然而教育支出由于“因学致贫”在短期内反而会增加农户脆弱性,中长期（4年）才能有效降低农户脆弱性;宏观环境主要代表的政策环境能够有效降低农户脆弱性。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农户脆弱性的关键影响因素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未来中国的防贫治理需要双管齐下,从激发内生动力和维持帮扶政策两个方面防止低收入农户返贫,警惕农户“因学致贫”和“因学返贫”现象,普及农村成年劳动力和老年人的商业保险覆盖以及重点关注负担期和空巢期的农户脆弱性。     

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探讨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减贫效果的影响机制,对于管控产业扶贫项目实施风险、提高产业扶贫绩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利用陕西省秦巴山区776户农户调研数据,借助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在反事实假设的基础上估计了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对贫困脆弱性的平均处理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农户产业扶贫项目参与能有效缓解贫困脆弱性,相较于未参与农户,参与农户贫困脆弱性显著降低26.22％。进一步研究表明,市场不确定性显著抑制农户产业扶贫参与,且加深了农户贫困脆弱性。基于此,从合理选择产业扶贫项目、搭建有效利益联结机制、优化农业保险体系等方面得出针对性的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测度不同贫困线标准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效果及其最优指数区间,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结构性差异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既存在"数字红利"效应也存在"数字鸿沟"效应,二者呈现出倒"U"型关系,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最优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区间位于108~160之间。分结构看,较低贫困线标准下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程度更加明显,但较高贫困线标准下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程度更大,且呈小幅递增趋势。在作用机制层面,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提高农户数字技能和风险管理能力,降低居民收入差距来发挥中介作用,减缓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贫困地区农户生计脆弱性的测度——基于秦巴山片区的实证分析

从可持续生计框架视角,使用秦巴山片区590户农村家庭2011年和2012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定量分析农户生计系统的脆弱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显著的主要有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任乡村干部的数量。在此基础上,运用VEP分析方法测度农户生计脆弱性,实证分析表明:秦巴山片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明显,其脆弱性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生计资本多种缺乏型农户,其生计脆弱程度最高。具体而言,社会资本缺乏型、金融资本缺乏型和人力资本缺乏型农户的脆弱率高于农村平均水平。可以认为,生计资本的多种缺乏,是贫困地区农户陷入慢性贫困的根源。     

生计能力对农户持续性贫困门槛值的影响

农户生计能力存量的积累由量变达到质变的关键因素在于寻找生计能力临界点,即农户生计能力积累需要达到一定存量才能促进农户摆脱持续性贫困束缚,由此对应出现“高能、低贫”与“低能、高贫”两种匹配结果。利用陕西省贫困地区微观数据,考察生计能力对农户持续性贫困门槛值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不同的门槛值下,生计能力总指数和各个维度与农户持续性贫困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即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通过门槛回归检验,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与农户贫困持续性的门槛值为0.696、0.763、0.808、0.611和0.235,生计能力与农户贫困持续性的门槛值为0.622。当农户生计能力存量跨过一定“门槛”值后,生计能力才会显著的降低农户持续性贫困时间,生计能力对农户持续性贫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逐渐增强。此外,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相互作用才能跨过门槛值显著降低农户持续性贫困时间。     

西北民族地区产业防贫实践中的农户主体性——基于宁夏南部民族社区调查

绝对贫困消除后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发挥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脱贫在稳定脱贫中的重要作用。以农户为主体的产业脱贫在精准防贫实践中也面临诸多的挑战。对宁南山区3个脱贫县10个村产业发展调查显示,西北民族地区产业防贫主要受到土地流转及老年农业制约。基于“小农户产业防贫共同体”这一理念,即基于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原则,依托乡村治理主体,实现劳动力素质中心化、服务帮扶媒介化、政策导向服务化等措施,振兴小农户产业,推动脱贫农户主体化进程,有效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自然灾害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影响研究——以云南禄劝县旱灾为例

农户贫困受自然灾害影响,而农户自身生计资产又能有效抵御这种灾害所带来的风险。针对西南地区2009年遭遇的60年未遇的严重旱情,在回顾相关文献基础上,以国家级民族扶贫重点县云南禄劝县为例,对自然灾害与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关系进行研究。从风险因素和抵御风险因素两方面对禄劝县各乡镇2009年旱情与农户贫困脆弱性进行因子分析,实证得出结论：禄劝县贫困脆弱度较高,保持水土,增加绿化面积和提高低保农户比重可以有效地抵御旱情风险、缓解贫困。     

邻里效应对农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构建贫困脆弱性测量模型和Manski社会互动效应模型实证研究邻里效应对农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我国农村地区贫困脆弱性处于较低水平，2017年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较2015年有所提高，同时呈现不同区域和个体具有显著差异、非贫困群体中存在高脆弱性群体的特征；贫困具有邻里效应，邻里效应对农村居民当期贫困状态和未来贫困状态均产生显著不利影响，个体关联效应与社区情景互动效应对贫困与贫困脆弱性发挥不同程度的影响；邻里效应对农村居民提高家庭人均纯收入发挥显著阻碍作用，对低收入群体发挥的阻碍边际效应明显高于高收入群体；邻里效应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影响存在明显区域差异，东北地区邻里效应对贫困脆弱性不具有显著影响，在西部地区邻里效应对贫困脆弱性加剧边际效应高于其他地区。     

贫困农户脱贫主体性不足的发生逻辑

“干部积极干，农户站边看”的贫困群体脱贫逆化现象影响着农村社会的健康发展和脱贫攻坚工作的高效开展。通过田野调查发现，贫困农户脱贫主体性不足的发生逻辑首先在于小农理性下受利益驱使的农户形成争当贫困户的“自愿型贫困”，造成贫困农户“不愿”脱贫；其次，贫困农户在贫困识别、资源匹配和脱贫行动选择方面因决策受限形成“边缘化治贫”，造成农户的“不能”脱贫；最后，贫困农户受贫困文化影响导致“精神贫困”，造成贫困农户的“内卷化脱贫”。因此，需要从增加贫困农户脱贫意愿和强化贫困农户内生脱贫能力两个维度来构建贫困农户的有效脱贫主体性。     

如何理解贫困:日本贫困研究视野下的省思

由于研究的起步较晚,国内学界对于贫困现象本身的剖析和学者的想象力还有待进一步开掘。 日本的贫困研究成果和研究径路,为我们深入贫困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系。 从理解贫困的基准、贫困的产生、贫困生活和贫困救济四个方面着手,梳理日本的贫困研究成果,并总结其对我国学界进一步深化对于贫困的认识、拓展对于贫困治理研究的若干启示,是十分必要的。 从日本的研究成果反观我国的贫困研究,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贫困,我们需要全方位把握农民的生活状态和生计逻辑,充分认识贫困生产机制的复杂性,并需重视用“生计术”视角观察和理解农民的生计行为,包括一些可能在一般道德立场和价值观念中受到批判的生计行为。 在国家和各级政府大力推进“精准扶贫”的今天,面对存在的诸多困境,我们也许可以从历史的脉络中、从与其他国家贫困救济史的比较中,为理解贫困治理的困境找到更明晰的谱系学定位和更深入的阐释空间。     

农村的贫困、贫困文化与脱贫

贫困和贫困文化的恶性循环是影响当前农村发展的主要原因 ,本文从文化的核心——人的观念入手 ,分析了贫困文化的种种表现及对贫困所造成的影响。同时 ,本文还提出 ,要想使农村走出贫困的境地 ,必须大力发展农教事业 ,改造农村贫困文化。     

贫困研究的历史脉络与最新进展述评

对现有贫困研究文献进行回顾是新时期贫困研究的起点.文章对贫困研究的历史脉络进行了回顾,同时对21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简要的回顾.提出对贫困动态研究不足会影响未来减贫的贫困体瞄准性与减贫效果,因而应加强对贫困深度与贫困群体的动态研究.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文化贫困解析

农村扶贫工作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文化贫困作为贫困重要范畴之一往往被忽视。经济增长新理论已逐步从强调物质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转而突出人力资本对经济进步的贡献。文化教育可以形成文化资本,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文化扶贫主张从文化教育着手,注重于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增强农民对社会转型期的适应能力。本文聚焦于农村的文化贫困现状,通过研究提出一些与农村文化扶贫相关的建议,为推进新农村建设提出一些新的思路。     

南疆三地州贫困的典型特征及其贫困原因分析

南疆三地州存在着区域分布分高度集中、自然生态环境恶劣、劳动力负担系数高、贫困刚性等六个方面的 特征。调研报告在总结贫困特征的基础上,剖析了产生贫困的内部和外部原因。     

从贫穷到富裕:中国共产党消除绝对贫困百年辉煌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消灭贫困的斗争史。建党10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把保障基本人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反贫困的终极目标,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凝聚型扶贫”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恢复生产保障生存救济式扶贫”,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区域扶贫综合开发”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中国已实现从普遍贫困到基本温饱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建党100年以来,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都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着力推动反贫困制度体系创新,走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中国减贫事业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困扰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历史性解决,积累了丰富的中国经验,改变了世界贫困版图,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站在新的起点,要不断贯彻“三新”理念,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落实;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加快补短板、强弱项,不断缩小差距、维护公平,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贫困问题的国际阐释

与对贫困的物质关怀向人文关怀转化相适应 ,世界反贫困战略也经历了从单纯重视物质资本的投入向人力资本的投入倾斜 ,再过渡到向范围更广的反人文贫困的轨迹转化 ,对贫困的阐释就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     

柔性扶贫：一个依靠乡村自身力量脱贫的案例

柔性扶贫是指在乡村价值基础上,充分利用乡村资源的一种扶贫理念。柔性扶贫视角下的乡村资源包括乡村农业资源、手工业资源、生态环境资源,包括民居、村落、景观等资源,也包括村民生产与生活方式、乡村文化与民俗、乡村社会结构等文化资源。这些资源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保障村落有机体的完整性和健康运行。柔性扶贫理念认为,村落贫困是由于村落有机体的构成要素或结构发生了变化,导致村落正常运行受阻。因此,发现村落价值,修复村落结构,使其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健康运行,而不是对原有村落价值系统视而不见地去建立新系统,是精准扶贫理应遵循的重要理念。何斯路村由穷到富的蜕变过程,正是这一扶贫理念的具体体现。     

农民贫困的制度分析

文章认为造成农民贫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合理的制度是重要原因之一,农民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制度。因此研究农民的贫困现象,必须要研究不合理制度对农民利益的剥夺。文章分析了针对农民的不合理制度的表现形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要进行制度创新,赋予农民与市民平等的权利。     

中国农村贫困状况报告

贫困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同时还是生态与政治权利问题,贫困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本研究以高覆盖率(我国西部6省11县20个贫困村)、大样本(200多户)农户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真实地反映了我国西部地区农村贫困的现状、程度及特征,为今后扶贫政策的更有效制定和调整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