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精准扶贫时期广西农村脱贫困境及深层原因探析——基于对山区贫困村的调研

在后精准扶贫时期，基层农村的贫困现状呈现出多样化的状态。基于在山区贫困村的调研，并结合扶贫的现状，认为造成当前农村脱贫困境的表层原因是精准识别的“局限性”与精准扶贫内涵“精细化”相冲突，精准识别的“层级化”与客观现实的“复杂性”不对等，帮扶措施的“大众化”与贫困户需求的“多元化”之间存在矛盾，帮扶方式的“物质化”与贫困户内在的“精神需求”之间存在矛盾，精准扶贫的“暂时性”与贫困户内在的“精神需求”之间存在矛盾，村级干部综合管理水平低、带富能力不足，贫困户脱贫能力受限、生存能力低。困境的深层原因是结构性分化与社会转型，农户在社会的交互中本体性价值缺失，失去发展动力。     

水库移民贫困人口主体性缺失及其重塑

在当前自上而下的贫困移民扶贫攻坚战背景下,脱贫取得良好成效的根本在于贫困移民自身的参与。现实情况是,被动迁移影响水库移民主体性的发挥、后期扶持项目对贫困移民缺乏针对性以及农村扶贫项目中贫困移民被动边缘化等因素造成贫困移民不能有效发挥主体性作用,并在扶贫实践中处于被帮助的客体角色与地位。而塑造贫困移民的脱贫主体性是实现水库移民脱贫解困、实现全面小康的根本所在。基于“合理赋权、内外结合、上下联动、标本兼治”的工作原则,应从尊重并保障贫困移民的参与权、规范政府部门和水库移民社区间的互动关系、有效盘活贫困移民家庭的各类生计资本、完善后期扶持项目的绩效评估、转变贫困移民的发展思维等方面来塑造贫困移民的脱贫主体性。     

武陵山片区典型贫困县农户脱贫能力评价研究——基于四县经验实证

武陵山片区是我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精准识别贫困家庭脱贫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推进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一步。本研究从农户人口情况、经济情况、受教育情况、保障情况四个方面出发,构建评价武陵山片区典型贫困县农户脱贫能力的指标体系,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与熵权法对武陵山片区四县八个自然村454户贫困家庭进行实证评价。结果表明,居民人力资本、劳动力转移率、人均可支配收入、受教育程度等指标权重高低影响贫困人群脱贫能力。各县各村之间贫困户脱贫能力存在差异,宣恩脱贫能力优、长阳、来凤脱贫能力良好、鹤峰的脱贫能力一般。     

主体性视角下后脱贫时代的贫困治理

政府职责的再界定及农民自主性的激发,是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场域政府主体性及农民主体性建构的核心问题。在当前农村精准扶贫体系的运作过程中,由于片面强调国家义务的话语,导致了政府政治主体性的凸显与行政主体性的弱化,由此引发了农民权利的道德化及权利与责任的失衡。在后脱贫时代,需要加快均衡性的贫困治理体系的构建,实现政府政治主体性与行政主体性及农民权利与责任的对称性均衡。在具体路径上,可以从加强贫困治理体系的法制化及标准化、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通过赋权增能来激发农民的主体性及构建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等路径,推动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体系的均衡性转型。     

中国相对贫困农户脱贫机制及其政策选择

中国当前农村反贫困的重点应当是相对贫困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对贫困农户脱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由于相对贫困农户参与国民经济运行的绩效较差,其主观时间价值偏好率往往偏高而风险忍耐程度偏低,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也缺乏活力。因此,相对贫困农户脱贫的重点是提高其脱贫的动力和决心,降低脱贫的成本和风险。     

精准扶贫中的精神脱贫——“八星励志”的耀州实践模式

采用个体行为理论的分析视角,结合对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的调研,对精准扶贫中贫困村民精神脱贫的耀州实践形式进行研究发现,耀州实践模式以“8个星目”“励志脱贫光荣榜实施办法”“爱心超市”为主要内容,并结合一些配套性措施,在提升扶贫干部工作有效性、重塑贫困村民脱贫主体性方面取得了良好实效。原因在于耀州实践模式从精神需求、外部刺激、个体人格和乡土心理环境4个方面强化了贫困村民的励志脱贫动机,增强了他们的自主脱贫行动力。但耀州实践模式在实践中也存在着民主权利缺失、互惠网络薄弱以及社会组织稀少的问题,对此需明晰多元主体的权责划分,设立互助合作小组并构建新型农村社会组织,以便增强贫困村民精神脱贫的内生发展动力。     

基于转子位置角预测的车用异步电机控制算法

以四川省阿坝州、甘孜州和凉山州的农村贫困退出家庭为调查对象,通过对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分析,识别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户的稳定脱贫。引入贫困退出的持续时间临界值以及多维度脱贫临界值,对稳定脱贫进行动态测度。研究发现,随着稳定脱贫持续时间的延长,贫困退出发生率、稳定脱贫广度指数以及动态的稳定脱贫指数均有所下降,且存在区域差异。从稳定脱贫指数的分解看,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维度对稳定脱贫贡献较大,人均纯收入、医疗保障和收入结构等三项指标是当前农户稳定脱贫的的主要贡献因素。因此,农户家庭长期稳定脱贫是多因素综合的结果。     

西双版纳布朗族两种脱贫模式研究

西双版纳布朗族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贫困,人民的生活还十分困难。西双版纳布朗族在反贫困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两山”脱贫模式和以村民跨境劳务输出为主的脱贫模式,两种脱贫模式都对西双版纳布朗族的脱贫致富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的加快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开展,把两种行之有效的脱贫模式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行整合,将有助于尽快改变西双版纳布朗族的贫困状况。     

民族地区可持续脱贫组织力锻造分析 ——以江西赣州S畲族村为例

[提要]民族地区是深度贫困主要集中地,后脱贫时代面临的返贫风险、相对贫困等问题相对明显。组织相对个体在解决问题上具有更科学决策、更高效率的优势,组织化脱贫是可持续脱贫维系之径,这需要强有力的组织力为后盾。基于组织力涵盖组织目标力、组织结构力、组织领导力、成员关联力的建构,文章分析了江西赣州S村畲族贫困村近年来经由基层党组织“统揽”、乡贤“亲为”、两新组织“发力”、地方性知识“发光”等途径打造组织化脱贫体系,提升可持续脱贫组织力的成功经验。提出“民族脱贫共同体”是民族地区可持续脱贫的努力方向,需要在组织化脱贫目标、组织化脱贫结构、组织化脱贫领导、组织化脱贫成员关联等方面着力,以此作为锻造可持续脱贫组织力的方向、基础、引擎和保障。     

深度贫困脱贫地区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问题及对策

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之后,我国进入了相对贫困治理时代。深度贫困脱贫地区是我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与关键,而其内生动力,则至关重要。深度贫困脱贫地区曾经历了持续长期绝对贫困,贫困亚文化机制形成并在脱贫后延续作用;深度贫困脱贫地区仍普遍存在集中连片相对贫困,贫困的邻里效应机制明显且强大;深度贫困脱贫地区长期受援被照顾,受益依赖机制程度不同存在与作用。通过突出劳动导向的预防返贫政策、消解贫困亚文化的负面影响、促进激发相对贫困户健康的家庭动力等措施,可有效提升深度贫困脱贫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论决胜脱贫攻坚的难点和对策

脱贫攻坚战进入深水区后,挑战与难度日益增加：一是预期维度,由于大规模扶贫下存在“逆向激励”难题,要做好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的期望引导,并对激励机制进行优化设计,通过设计适度的帮扶制度,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二是经济维度,由于较难兼顾扶贫成本与扶贫效益,要减少扶贫资源浪费,提高扶贫资源供给质量和使用效率,防止扶贫机会成本大幅攀升。三是时间维度,由于短期脱贫与可持续发展存在矛盾,较难处理短期出效益与长期保公平、兼顾减贫速度和脱贫质量,要从注重减贫速度向注重脱贫质量转变,并形成脱贫内生动力。四是标准维度,由于扶持对象与非扶持对象之间界限模糊容易造成“悬崖效应”,要重视临界贫困并对帮扶对象实行动态管理;创新帮扶形式,以发展式、保障式扶持为主,资金扶持为辅;注重风险防控,将风险干预前置;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和集体经济发展时,照顾到边缘贫困人口。对上述问题进行理论和经验阐释,并结合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实践,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     

农民合作社扶贫参与行为研究

合作社扶贫参与行为分为参与决策与参与程度两步进行。在产业扶贫参与行为中,拥有政治资本、盈利能力强、获取扶贫信息、有政府扶贫项目有助于合作社扶贫参与决策和提高参与程度;带头人文化程度高、成立年限长、获得贷款对合作社扶贫参与决策有积极作用;带动社员种植规模对合作社扶贫参与程度呈负向影响。在就业扶贫参与行为中,带头人文化程度高、拥有政治资本、成立年限长、盈利能力强、获取扶贫信息和贷款、有政府扶贫项目促进合作社参与扶贫决策,劳动力充足呈负向影响;拥有政治资本、带动社员种植规模大、盈利能力强、获取扶贫信息、有政府扶贫项目,合作社扶贫参与程度越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研究

为准确分析建立脱贫长效机制面临的重大问题,对精准扶贫战略决策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进行分析,探讨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推进思路。基于脱贫攻坚进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包括贫困人口存在自主脱贫意愿薄弱、贫困地区社会经济自主发展条件较差、社会保障政策对贫困人口的激励性不足、部分贫困地区相关产业扶贫投入与产出比率未达到预期水平等,研究认为,需要政府和企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融合发展来改善贫困地区内生发展条件,提升贫困人口自主脱贫能力,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扶贫绩效激励机制和脱贫考核退出机制;已脱贫地区要分梯次、分阶段推进重点工作转移,扶贫政策和工作体系向常态化转型,保障贫困地区扶贫工作持续、高效推进,形成扶贫开发的长效机制。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对华北李村产业扶贫项目的考察

以华北李村“整村推进、连片开发”产业扶贫项目为例,发现在产业项目申请阶段容易出现“精英捕获”与“弱者吸纳”;在产业进行中易遭遇由逆向软预算约束带来的“政策性负担”以及规模化经营不善等问题;最终在产业完成之后又面临着后续维护的缺失与农民生计系统的损害。产业扶贫的地方实践背离了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目标。产业扶贫背后隐藏着扶贫济困的社会道德逻辑与产业发展的市场化逻辑的矛盾,前者决定了产业扶贫是以项目为载体,后者则容易导致规模化的经营方式,两种逻辑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增加了产业扶贫项目失败的风险。     

电子商务精准扶贫体系研究 ——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电子商务精准扶贫的相关问题引起政府、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从电子商务精准扶贫概念和体系入手,结合四川省凉 山州调研情况构建电子商务精准扶贫体系运行机制,通过分析其运行机制,并进一步探讨影响其各个子系统的运行因素,得出 电子商务精准扶贫体系能促进本地产业转型升级和农村产业发展,推动农村电商的发展,助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结论。     

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研究

金融扶贫是贫困地区顺利脱贫的重要手段,在分析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基础上实证研究了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的关系变化,结果表明:金融支持与扶贫政策对农村脱贫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在扶贫政策的影响下,金融支持对农村脱贫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变化趋势,在东部地区不存在显著脱贫效应,在中西部地区金融支持的脱贫效应显著存在。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扶贫力度,因地制宜推动区域间金融体制改革,深化金融发展在农村扶贫脱贫过程中的政策效应。     

后2020贫困问题初探

作为发展中大国,后2020中国仍然存在贫困问题。考虑到世界各国经验和扶贫成效,结合中国国情,应根据人的基本需求变化来确定新的贫困标准,这既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通常做法,又能够体现中国扶贫成效。扶持对象更加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解决难啃的硬骨头。扶贫战略应推动反贫困走向城乡一体,因为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低保和扶贫两项制度一体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能够为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贫困问题奠定基础。后2020贫困问题的政策取向可以是区域政策解决制约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外部约束,开发式扶贫政策提升一般贫困人口向上流动的能力,精准滴灌式扶贫政策解除特殊困难贫困人口的特殊困境,城乡一体化扶贫体系解决扶贫的“真空地带”。     

困境与超越：扶贫工作的政治学分析

扶贫开发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有着丰富的政治意涵,展示着执政党执政、政府治理的基本过程和价值归属。中国的扶贫工作带有着明显的运动式、项目制、压力型的色彩,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也有着走向无序化、无效化的风险。以现代国家建设和政党建设的基本理念,构筑多中心的贫困治理格局,建立现代化的扶贫开发的制度体系,走向法治化、制度化、民主化、规范化是扶贫开发的治本之策。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理论、实践及其世界意义

中国扶贫开发道路理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和体系,通过理论分析,全面系统地阐释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实践逻辑和世界意义。研究发现,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是在坚持马克思贫困治理理论基础上,立足贫困现实,以社会主义为制度基础、以经济发展为带动力量,坚持普惠政策和特惠政策相结合、扶贫开发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紧密衔接原则,开发利用贫困地区优势资源,重点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促进贫困人口综合素质和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全面提升,最终实现发展成果共享、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态势和过程。研究认为,马克思贫困治理理论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理论基础,立足基本国情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基本前提,着力消除贫困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价值追求,把准核心要素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总体架构。在改革开放推进中逐步形成,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实践逻辑。而其世界意义在于为全球减贫治理贡献东方智慧和"中国方案",促进全球减贫目标的实现。     

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精准扶贫入户调查第一手数据,从农户所处地区、个体特征、家庭收入特征、贫困状况及其与扶贫政策的相关度5个维度,借助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考察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对当地扶贫政策落实满意度较高,但也对政策完善心存期待;陕南地区的贫困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较高;农民对减贫政策的知晓度、参与度及受益度与其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不仅是“利民”之举,也是“利国”之举,能极大增强贫困农户对国家政权合法性和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认同。在制定和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时,要从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与政策的相关性着手,以“农民知不知道、需不需要、参不参加、满不满意”为扶贫开发的出发点和工作成效的依据,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受益权和评价权,以持续提升脱贫攻坚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