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格竹:中国古代认识论史上的一桩公案

"阳明格竹"是中国古代认识论史上一个典型案例,王阳明未能找到其格竹失败的真正原因,由此得出错误结论,从逻辑上终结了朱熹所提倡的客观外求式"格物致知"活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沈括提供了"格物致知"活动的成功经典案例。沈括的案例表明:要想获得关于外在对象客观而又深刻的认识,人们必须以积极、动态的操作性实验活动为基础,完善的"格物致知"活动是一个由感性的观察实验与理性的推理分析双向互动的过程。阳明格竹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只有感性、消极的对象静观,没有积极的操作性实验,以及理性推理分析支撑,故而其格竹活动只能无果而终。     

孔子阶层美德伦理刍议

阶层划分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孔子的阶层美德伦理以"士农工商"四民的职业划分为现实根据,同时对"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的等级划分进行了生产、分配、消费上的经济规定,并为每一阶层的利益追求提供了价值标准,使其在追逐现实利益时,也依然能够保持对义的坚守。以此在规范当时社会秩序的同时,也能跨时空、超阶层地为现今社会结构的完善与义利关系的统筹提供借鉴。     

现象学视域下的“感觉材料”再认知

传统认识论由于预先设定一个有待认识的对象,因而必然产生与之相对的认识主体,主客二分的前提使得认识论面临两大无法回答的难题:一是我们的意识如何超越自身切中在它之外的认识对象?二是存在于具体时空中的认识如何能够超越当下获得普遍性和一般性。胡塞尔致力于寻找不以非确定性为假定前提的出发点,他认为他在我们的意识生活中找到了这样的出发点,那就是对直观中所给与的东西的描述。通过本质直观的方法和"立义—立义内容"的认知结构,胡塞尔以一种全新的现象学的方式超越了近代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感觉材料作为认识开始的地方在胡塞尔现象学里得到了新的阐释。     

汉语人名规范化说略

随着我国人口的增多、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和语言文字计算机标准化处理的普及，汉语人名中的不规范现象越来越突出，在很多方面已经造成了或多或少、不大不小的麻烦，应当及早解决。本文讨论了当前汉语人名规范化的意义和必要性，分析了人名规范化工作的客观环境、物质基础和可行性，进行了一些统计分析，并在参考多家论著的基础之上，得出了汉语人名的字格、复姓等发展趋势，最后提出了对人名用字、字格等的规范化建议，供国家语言政策制订机构参考     

从英语修辞格谈英语习语译为汉语成语

在英汉翻译中,部分英语习语可译为汉语成语。英语习语和汉语成语既是英语和汉语中重要的修辞手段,同时其本身也是各种修辞手段的集中体现。本文从英语修辞格中音韵格和意象修辞格的角度对可译为汉语成语的英语习语作了部分归纳。在音韵格中,本文从头韵、重复和韵脚三方面予以小结。在意象修辞格中,着重从明喻、借代、讽喻和拟人的角度进行分析。本文旨在探讨汉语成语在翻译一些英语习语中的恰当运用。同时也指出不能滥用汉语成语。     

陈元胜《诗品辨读》述评

陈元胜《诗品辨读》内容丰富 ,体式多样 ,在原文释义、难句辨读、籍贯考证等方面 ,亦时见胜义。但在品文校勘、人物生平、生卒、籍贯及文义诸项 ,也有不少误漏存在     

论经学对《汉书》义例的影响

经学对《汉书》的影响是深重的。经学对《汉书》义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名定目，依托经典；二是创立志表，弘扬经学。探讨经学对《汉书》的影响有助于解决一些史学问题。     

邓小平的义利观是义和利的辩证统一

义利问题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乃至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概括了中国历史上义利观的三种观点 :贵义贱利 ,重利轻义 ,义利统一 ;分析和论述了邓小平对历史上义利观的继承与发展 ,邓小平的义利观是义和利的辩证统一。     

大角度单摆运动的数值计算

利用Qbasic语言及标准四阶龙格-库塔方法，能够给出十分精确的大角度单摆周期值及其变化规律．     

试论「～と会う」和「～に会う」的用法和区别

在学习和运用日语过程中 ,格助词是比较难以准确掌握和运用的 ,人们往往习惯从格助词本身去分析其语法功能。从动词词义决定其格助词在句子中的构式的角度看 ,格助词 [と ]表示行为动作的共同主体 ,格助词[に ]表示行为动作的承受者。进一步说 [～と会う ]所表达的这一 [会う ]的行为动作是双方共同的行为动作。[～に会う ]所表达的这一 [会う ]的行为动作是单方面的行为动作 ,另一方是这一行为动作的承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