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对朱子、阳明“格物致知”二元对立模式之批判性圆融

格物致知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范畴。作为宋明理学的主流学派思想家朱熹和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彰显为向外和向内、体用和知行等方面的差异。船山从体用互贯角度消解了朱熹、阳明对"格物致知"向外和向内的分歧,将内之本体与外之方法相结合,发展出内思辨与外学问相结合的认识道路,并从知行角度纠正朱子和阳明"格物致知"偏知或偏行的偏执。船山将朱子和阳明对"格物致知"的分歧加以批判性圆融,丰富发展了"格物致知"思想。     

格物致知——程朱理学悲剧命运的个案透视

“格物致知”是理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在对这一命题的理解上,二程和朱熹同样表现出其哲学个性。程朱的“格物致知”论是儒家哲学体系中最为发达的认识论成果,其最主要特征就是客观外求的认知主义思堆路线,但这一思维路线与中国古典哲学主观内省的大传统相左,故而对后代理学并无实质性影响。程朱“格物致知”论的失败正是其整个悲剧命运的一个缩影,它对理解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之发展滞后亦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马克思的感性世界观

马克思的感性世界是人与物、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感性存在与感性活动的统一.其与一般唯物主义的物质世界的根本区别是,它不是独立于人的存在,而是人与物通过对象性关系结合在一起的统一体;其运动不是一个客观的、必然性的过程,而是人参与其中、并影响历史进程的对象性活动.正是感性世界奠定了马克思感性世界观的基础.     

论舍勒价值情感现象学中的情感理性

情感理性在舍勒的价值情感现象学中是一个未明确提出，却始终隐含其中的重要概念，它标识的是人类精神结构中的非逻辑方面所具有的法则和秩序，即“感性的价值偏好的理性秩序”。与精神的逻辑方面——逻辑理性相比，情感理性具有优先性、在此性和不可证性三个特性。舍勒认为情感理性的认识对象只能是存在于本质领域的先天、客观、绝时的价值及其等级秩序，而情感理性在价值认识活动中具体展现为感受、偏好与爱之间的层层奠基关系以及存在于它们各自中的内在法则。因此，情感理性是客观价值秩序得以可能的基础。     

词的表达色彩的性质和类别

一 语言中的词的意义,从其功用上看,可以分为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词汇意义用来指称或表明某种事物现象.动作行为,语法意义用以表示或反映某种关系、语气;从其在词义系统中所处的地位等方面看,又可分别为理性意义和感性意义,理性意义是对客观对象本质的反映,感性意义所反映的是客观对象的本质之外的某些性质特点,表达色彩即属于感性意义。词汇意义——语法意义,理性意义——感性意义,是两两相对的概念,是从不同的角度给词义所作的分类。有的学者笼而统之地提出“词     

"致良知"与"物自体"——王阳明与康德的哲学比较

"致良知"是王阳明哲学的最高范畴,而"物自体"是康德哲学的核心概念.通过对这两个概念、范畴的比较和考察,可以了解他们是如何处理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关系,又是怎样从认识论进入到伦理学的.从这些考察与比较中,可以看出阳明与康德在思考上的某些联系以及二者的明显区别.     

论康德的"知性为自然立法"

理解"知性为自然立法",需从如下三个方面阐明:其一,知性的独特性在于其构成性,知性直接与知识相关,感性只提供杂多表象,为知性提供思维的材料,理性是关于"知识的知识",而与经验对象无关。由此说明为何是知性而非感性或理性为自然立法。其二,"自然"是一切可能经验之表象的总和,"知性为自然立法"不能仅仅从知性为认识(知识)立法的角度理解,更重要的是知性为一切可被经验的认识对象(现象)立法。"自然"与"经验对象"是统一的,知性为自然立法就是为经验对象立法。其三,关于知性如何立法的问题,直接关涉知性范畴提供规则和先验想象力的生产作用,人通过感性提供杂多表象经由知性范畴依据自身规则统合表象形成对经验对象的认知,即"感性提供表象——先验想象力——知性范畴统合——经验对象"。     

格物与比德——程朱、阳明格致论的问题及其可能性解决

儒学的关注焦点是德性。格物致知是度自然之物,得人伦之知。这正是原始儒家乃至中国古人从自然物象上会取道德启示的比德观念。以此观之,程朱对“格物”的训释比较含混,且存在着知识取向与实践取向的混杂,容易导致知识取向的歧出。阳明转而将格物致知释为在事上推扩良知,这固然凸显了格致论本来的实践取向,但他误以为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误把通过格自然之物来获取人伦之知理解成通过格物(正事)来推扩先验的良知;他对格致诚正逻辑关系的把握也有误。而两派的共同问题是,都没有意识到原始儒家的比德观。     

郑板桥自然主义艺术观与十八世纪中国思想的发展

郑板桥实是清代乾隆时期著名的艺术哲学家.作为研究中国早期近代思想特征的一个特例,本文通过对他兰、竹、石画卷中所体现的各适有性、各全其天自然主义思想的分析,认定其提倡物物平等、物吾平等、人人平等的思想意义;同时又考察其思想源头,指出郑氏思想形似张载之<西铭>,而实为阳明后学之余绪,企图进一步拉开与伪道学的距离.然而,这一思潮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直到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重民权、重理性的思想观念相比较,显示出重民生、重直觉感悟的特征,因而,承阳明后学之余绪而出现的戴震"新理学",虽然表现出"断神性而重人生"的近代思潮的性质,但同时也预示着,实现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将是一个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     

生态伦理的“位格”向度探析

从"位格"的维度来看,"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失误在于人类期望通过科学理性掌握自身命运从而获得自我绝对救赎而导致的"位格性"的失落,即人的"异化";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在于混淆了作为"位格"的人与仅仅只是质料性存有的生物之间的根本区别,并在赋予一切生命体和非生命体以客观道德价值的过程中混淆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根本区别。只有作为道德主体的"位格人"才能赋予其价值,也只有建立以"位格"为中心的"完整人类中心主义"才是正确的生态和谐之路。     

感性的超越--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基础

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基础是感性的超越,这一超越的实质是以感性动力原则超越传统理性主义所遵循的理性动力原则,以感性活动超越感性直观。其目的是消除理性动力原则中的形而上学虚假性及其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统治。消除理性主义形而上学虚假性的基础是感性必须运动起来,而感性要想运动起来的前提条件是感性的解放。感性解放也是理性解放的基础,没有感性解放,单纯的理性解放是无法消除理性主义形而上学虚假性的。     

社会资本理论的局限与超越

为了回应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并与经济学展开广泛对话,社会资本理论将其理论基础奠定在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但是社会资本理论若仅仅强调理性选择将丧失其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完整性,引入意识活动的分析有助于社会资本理论突破理性范式的局限而获得新的基点———丰富的感性与现实生活。     

实践的定义质疑

(一) 实践就是“人的感性活动”。一切感性活动皆是实践。“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需要坚持物质第一性原理,承认“感性的权威”,承认实践是以客观存在为对象的感性的活动,从而使实践概念建立在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基础之上,成为一个有客观内容即有特定物质涵义的概念。感性的证实未必都是最终的证实,     

从符号化建制到诗意的道说——基于索绪尔语言学的“结构”之思

"语言"的存在,是出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安身立命的渴求而确立的关于"世界"的意义解释系统。当索绪尔在纯粹的理性运演下,以无视事物本真存在的"符号化"构型建构出结构主义的语言观之时,其实质不过是用理性的概念范畴为"世界"确立的一套新型的意指体系。其后的后结构主义者凭借"解构"的利器意欲超越索绪尔语言学,却因与前者分享着同样的理论平台——分析理性,反而导致了"世界"意义系统彻底的不确定性。可见,任何在感性的言语活动之外寻找"语言本质"的做法都是对"语言"本身的遗忘。只有遵照感性活动事实本身的"纹路",即遵照生活世界里不同于"形式逻辑"的"感性逻各斯",才有可能聆听到生命世界的"大言"——"诗意的道说"。     

《墨经》中的推类理论

《墨经》中研究的推类,是根据两个对象在本质上相同,从一个对象具有某种属性推出另外一个对象也具有该种属性的推理。推类离不开对对象的具体分析,所以《墨经》的推类理论包括有关类的理论和认识论的内容于其中。《墨经》推类理论的主要特点是非形式的,其推理规则具有不可操作性。     

论朱熹格物论视域中的“物” “理”与“知”

在朱子思想中,格物致知是一种以道德为进路的人生修养工夫。格物工夫的对象是生活世界中的切近之"物",其前提与出发点是善端良知的"已知之理"。从内容上来看,格物之求其"所当然之则"是在具体情境中、始终围绕"本然"之道德倾向进行的道德认知与权衡,而求其"所以然之故"则是对"所当然之则"的反身体察与确信。格物致知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知至意诚"的道德自由境界。     

论朱熹与阳明对孟子尽心章理解之异同

在对孟子尽心章的理解上,阳明与朱熹有很大的不同,朱熹是从格物致知角度解释知性与尽心,认为"尽心知性知天"是从知的角度而言,"存心养性事天"是从行的角度而言,"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从态度上而言,知性如同格物,尽心如同知至,知性而后才能尽其心。阳明则将孟子尽心章比配三种不同根器之人: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尽心知性知天"是生而知之的圣人才能实现的,"存心养性事天"是学而知之的贤人才能实现的,"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困而知之的学者能够做到的。阳明以三种不同根器的人来反对朱熹从格物知至注解此章,用知行合一反驳朱熹从前知后行的角度注解此章。     

康德论证自由的"知识论进路"——兼论康德文本中关于范畴的起源问题

康德哲学的一个核心工作是论证自由,这一工作有两个相互衔接的路径:一个是在<纯粹理性批判>里进行的论证路径,我们称为"知识论进路";一个是在<实践理性批判>里进行的论证路径,我们称为"伦理学进路".在<纯粹理性批判>里,通过澄清范畴的起源(Ursprung)与权限(Beflugnis)问题,一方面确立了范畴的先验性(a prioritaet),从而完成为一切知识奠定先验性基础的工作,另一面也确定了范畴的客观界限,从而限定了以这些范畴为基础的一切知识的客观界限.而知识界限的限定,在根本上意味着把"人"从知识主体与感性身份中解放出来,维护与捍卫了人的另一个更重要的身份,那就是作为自在存在者(das Wesen an sich selbst)的"自由者"身份.     

论实践标准的复杂性

一一般说来,以某种理论为指导,在实践中获得了成功,就证明这种理论是正确的;反之,如果在实践中失败了,就证明这种理论是错误的。但是,人们的认识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运动过程,在这个复杂过程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存在着产生错误的可能性。实践的失败,证明了认识上的错误,但是错在何处?则需要进行分析。第一,错误可能产生于感性材料不准确。感性材料是理性思维的基础,感性材     

失败英雄崇拜与成败史观——论我国传统文化心态的二律背反

中国传统文化极为悠久。由之形成的文化心态沉淀是一个实践理性与悲剧情结的混合体 ,而此二者又呈现出既矛盾又统一的二律背反现象。感情上对失败英雄的崇拜与理智上的成败史观之间的尖锐矛盾即其集中反映。一、成败史观———一种实践理性当代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对我国传统文化总结出一个精湛的词语 :“实践理性”。这种理性的特征不是从严格的科学思考、推理、演绎中得来的 ,而是从实践生活的成败中感悟、归纳出来的 ,其目的在于求生存 ,而不是为了求真理。我国强调“以史为鉴” ,就是这种实践理性的最好写照。因此 ,成败史观实际上并不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