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孺、胡如雷与隋唐史研究”研讨会综述

由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师范大学联合主办，中国唐史学会、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协办的“唐长孺、胡如雷与隋唐史研究”研讨会于2005年4月16日至18日在河北社科院召开。来自河北、北京、天津、湖北、浙江、江苏、广州等地的六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在研讨会开幕式上，河北社会科学院院长周振国致开幕辞，河北师范大学校长苏宝荣致欢迎辞。     

太宗朝唐与回纥之关系探蠡

回纥,又称回鹘①,今新疆维吾尔族与甘肃裕固族的祖先,属于铁勒诸部之一。隋末唐初,与其他铁勒各部散处于今蒙古 高原,西至天山,分别臣属突厥汗国、薛延陀汗国。贞观二十年（646 年）,唐太宗灭亡薛延陀汗国,漠北铁勒诸部开始散乱的各 自发展,回纥顺应时代潮流,选择亲近唐朝积极与唐朝交流互信,最终在唐朝的支持下统一了漠北铁勒诸部,建立了强大的漠 北回鹘汗国。以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为时间段轴,梳理了回纥与铁勒诸部周旋,逐渐强盛以致为后来取代薛延陀建立强盛的 漠北回鹘汗国打下坚实基础的历史。     

宋人笔记中论唐史之风

宋人笔记中虽常标榜以"自娱"和"笑谈"为写作动机,但内容却显示出宋人积极的论史意识。在两宋强调以唐史为鉴的时代氛围中,宋人笔记中也出现了大量记述唐史的篇章。因为笔记体短小精湛、灵活多变、不拘一格,所以,宋人笔记中记述唐史的形态也独具风格,即评诗与论史相得益彰、补史与衍史相映成趣、考史与辑史相辅相成三个方面的风格特征。     

《钱注杜诗》诠释方法略论

《钱注杜诗》是明末清初学者钱谦益的力作,他用诗史互证方法对杜诗做了深刻诠释,同时也开启了诗歌解释方法的新领域,但历来却众说纷纭。本文通过探讨钱注中的以史证诗与以诗证史两个方面,进一步挖掘《钱注杜诗》的价值,从而揭示它在杜诗学中的重要地位。     

唐史暨唐传奇视域中的“诗—史”建模——钱锺书错判陈寅恪之献疑

自1940年以降,在“诗—史”关系论域,陈寅恪(下简称陈),钱锺书(下简称钱)相继有各自的思辨路径暨诗学建模。陈从未臧否钱的诗学观,然从1942年《谈艺录》脱稿到1984年《谈艺录》修订本,乃至2002年三联版《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所辑钱1978年的意大利演讲,钱数落陈的“诗—史”建模已逾半世纪。新世纪以来,学界介入此案之“孰是孰非”者渐多,大多数著述是判“钱是陈非”,其共同点是皆以钱著所主张的“诗—史分界”说为准绳,来径直错判陈的“诗—史”建模;却几无文献可证明错判者对陈著《隋唐制度渊源》《唐代政治史述》《元白诗笺证稿》也下苦功细读过。故错判者始终未识陈是以社会史家暨文学批评史家之“角色叠加”视角来构建其“诗—史”观,进而不解陈在唐史视域所设定的“以诗补史”(归属史学),竟异质于陈在唐传奇视域所设定的“诗俟史证”(归属诗学)。其结果,也就形同“众声喧哗”地表决,错判了在“诗—史”观一案的“钱是陈非”。本文所谓“献疑”,是愿在对钱著、陈著作一视同仁之文献细读的前提下,指出钱对陈的“错判”,根子亦在钱作为诗学巨子之“臆见矜高”,而对陈著(特别是《元白诗笺证稿》)未肯系统“...     

唐玄宗注《道德经》的动机和效果

唐玄宗以帝王身份注《道德经》,动机是实现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安史之乱宣告了他的政治理想的失败。但玄宗本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以后迄今千年的论者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确实是一种历史的悲剧。这种历史悲剧的深刻意义就在于: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了唐玄宗不仅是一位政治实践家,而且是一位政治思想家。     

话说唐太宗的“怕”

以“贞观之治”把中国封建史推向极峰的千古英雄唐太宗,也曾有过“怕”的记载。据《五千年演义·隋唐史》披露：有人送给唐太宗一只善于捉鸟的鹞鹰,太宗爱不释手,玩赏如醉。一次,他带着这只心爱之物在御花园玩得正开心,人禀魏征有事面奏,唐太宗一时慌悚,忙把鹞鹰藏进怀里,待魏征走后掏出时,鹞鹰已断气憋死了。     

以史论政：宋代四川史家的前朝史研究——以范祖禹、李焘为主线的考察

宋代取鉴史学发达,四川史学成就突出。北宋以范祖禹为代表,他通过对唐代史的论述,阐述其反对变法的政治主张;南宋则以李焘为代表,他系统总结了六朝时代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经验,并为南宋政府设计了恢复中原的诸多方针、策略。史论日益成为四川史家普遍采用的史学形式,以史论政则又成为宋代蜀中史学经世致用的重要表现。     

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述评

魏晋南北朝史学是中国史学发展中十分重要的阶段。这个时期的史学承接以司马迁、班固为代表的两汉史学,而又有了新的开拓,并对隋唐史学产生重要的影响。应该说,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巨大发展,不只是从史学著作的种类和数量上体现出来,而且在史学思想上也反映出来。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后果——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三）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最后以李党的彻底失败、牛党的彻底胜利而告终.牛党的胜利是庶族在科举上的胜利,是科举在政治上的胜利,并由此而导致大唐王朝的灭亡.从有唐一代科举发展来看,牛李党争以政治的形式来实现科举由本义向单纯学问名誉制度转化的过渡,牛党的胜利表明科举作为单纯学问名誉制度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