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老年惟耽爱释氏之学”之我见

姚鼐的思想经过由青壮年独尊程朱儒学到老年笃信佛学的变化。其浅层原因,是王文治等人的影响;深层内因,则是由于他被迫辞官后,抚慰其淡泊心态的需要。实则他对儒、佛、道家思想皆有吸纳,都不过是借以为精神寄托和充当文学创作的“门面语”。这给其文学创作带来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     

姚鼐“不关心国计民生”吗？──论姚鼐散文的思想和艺术特色

本文对新近出版的《惜抱轩诗文集·前言》（以下简称《前言》说姚鼐“不关心国计民生”、“文章虽多．无一语涉及民间疾苦者”，作了批驳。指出在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国计民生和民间疾苦的关切之情．揭露封建统治的腐朽黑暗，正是其内容特色；而掌握其旁敲侧击、正反对比、以实写虚、寓阳刚于阴柔等艺术手法，则有助於我们真正认识和理解姚鼐及其作品。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要求认识姚鼐及桐城派的两面性，给予姚鼐和桐城派以实事求是的公正评价。     

姚鼐诗歌的理学精神与古文旨趣

姚鼐诗歌在思想内容上体现了理学的价值取向,在艺术上体现了明显的古文旨趣.姚鼐诗歌显示了儒林与文苑的合流,以及对道的担当,同时具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特色；其创作以古文法为诗,是对历来以文为诗的全面总结与发展、开拓.     

姚鼐词综论

姚鼐是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他一生致力于文学创作,有大量的诗文传世,却仅有八首词流传至今。多数学者认为,由于姚鼐主观上轻视词体,因此姚词的价值不能与其诗文相并肩。细究之下,姚鼐不填词的真正原因,应归咎于其"专力则精,杂学则粗"的创作思想,而非对词的轻视。姚鼐的词作也并非一无可取,而是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其词中的典故,体现出厚重之美;其格调上的悲凉而不衰颓,则体现出阳刚之美。     

陈用光与姚鼐尺牍解读

陈用光从姚鼐求学,为嘉庆、道光年间传扬姚鼐之学最有力者之一。陈用光与姚鼐尺牍交往颇多,尺牍成为陈用光与姚鼐讨论诗文学问的载体。通过尺牍的往来,促进了桐城派成员之间的交流;推动了成员之间的文学创作;深化了对汉宋之争等问题的认识,这无疑有利于桐城派的进一步发展。     

桐城派传衍至江西的史学考察

江西新城是桐城派传衍过程中的重要区域,陈、鲁两大望族的世代努力极大地拓宽了桐城派的早期堂庑。桐城派传衍至江西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以方苞为中心,李绂、蔡世远、雷■、黄永年等遥相呼应,推动桐城文章在江西的生根与传播;二是以朱仕琇为中心,陈道、鲁鸿、涂瑞、涂登等,形成一个稳定的新城学人圈,加速了桐城文章在新城的发展与兴盛;三是以姚鼐为中心,桐城文章在新城遍地开花,朱仕琇弟子尽数皈依姚门,在鲁九皋与陈用光的引领下,激发出"海内言桐城者,必益举新城"的盛况。     

安徽书院与桐城派的学术传承及影响

桐城派在二百余年传衍发展过程中,书院讲学起到了基因性塑造作用,而徽州紫阳书院、问政书院和安庆敬敷书院等,则是桐城派在安徽从事书院教育的主要基地.两地人才的培养、文风的培育、相互间文化交流的增多,与刘大槐、姚鼐等多年主讲这几座书院有密切关系.对此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桐城派的传承规律和清代安徽书院教育的基本风貌.     

论姚鼐对文学本质的认识

自先秦诸子百家以来人们对“文”的内涵的认识有所变化，但总不甚明确，无论是策论、书信、碑诛，还是辞赋、游记、小品，都谓之曰“文”。文学性文章与应用性文章的概念区别模糊，忽视了文学的审美功能，形成重道轻文的观念。清代桐城文统的创立者姚鼐突破了前人“文以载道”说，通过“文与质备、道与艺合”等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倡导强调文章的文学性：为文学由杂向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同光体与桐城诗派关系探论

本文追溯了近代同光体诗派与有清一代桐城诗派的渊源与联系。以姚鼐为中心,梳理了桐城诗派的起源与理论核心,向前追溯到明末清初的钱澄之与乾隆时期的姚范,而姚鼐论诗最大的特点是熔铸唐宋,以文论诗。这种兼采唐宋的论诗特色,在他弟子方东树、梅曾亮身上亦多有体现。曾国藩是桐城派与宋诗派联系的一个重要关节,而曾门弟子中,吴汝纶思想开明,与同光体诗人多有交往。范当世一辈以及桐城派殿军姚永概等人的创作,则可证在晚清民国文化转型的易代之际,同光派与桐城诗派所要面对的相同文化运命,他们实属同一阵营。     

论章学诚、姚鼐对考据学的态度

清代乾嘉时期是考据学的全盛期 ,天下学者治学无不以此为宗 ,戴震是考据学的集大成者。但同时 ,也出现了自觉与考据学相对立的学者 ,章学诚和姚鼐是最重要的代表。章、姚走上与考据学相背离的道路 ,既有其自身的因素 ,也表明考据学已渐露弊端。更重要的是 ,章、姚的学术观点并非与考据派水火不相容 ,则初步显示了乾嘉之后清代学术的走向 ,即“汉宋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