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二周”：周谷城周予同

我读大学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两位周先生：一位是周谷城，一位是周予同。两人同年（都生于1898年）、同学（都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北师大前身。周予同学中文，周谷城学英文）、同行（都改行教历史），所以人称“复旦二周”。“文革”初起，二人以“反动学术权威”的身份被揪出，     

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需要学术权威

树立文学批评的学术权威,是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重建文学批评的公信力的一种努力与实践。是对追求真理的学术创造的需求与呼唤。在新世纪应该有更多的学术权威,以满足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求,满足社会公众对文学审美的理解与需求。     

小青工与“学术权威”（一）——“文革”后期问学于周辅成先生

我受教于周辅成先生始自1975年底。当时我是北京“小三线”兵工厂一个开磨床的小青工，整天猫在怀柔深山沟里，忙着给红色高棉造40式反坦克火箭筒和72式反坦克地雷。而周辅成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著名教授。我与先生天南海北，两不搭界，怎么会有了师生缘分？其中故事要从头讲起。     

爱的交换

父亲以他的屈辱和艰辛同我的生存和未来做了一个交换。那往事于我是毕生的,而我却未曾对父亲提起过。那是个深秋的季节,满地落叶。那一年我十六岁。父亲刚刚从"牛棚"放出来,而我在一所中学里等待分配。我们这一届在1970年毕业的时候,居然有可能留在城里工作而摆脱上山下乡的命运。这是所有十六岁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所梦寐以求的。刚刚获得有限自由的父亲更这样期待着,他不愿在好不容易的团聚之后又与家人分离。但事与愿违。在那个年代是不可能心     

关于学术管理的若干思考

目前,在学术界建立起科学、合理、可操作的学术管理体制,已经刻不容缓.近些年来,社会和学界对包括学报在内的学术期刊千刊一面、低水平重复、学术质量不高的诟病不断,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的学术失范、学术不端现象的报道、揭露和抨击不断,对期刊、职称、学位等各种评价指标及其存在问题的批评不断.其实,这些弊端是对当前整个国家学术水平、学术状况的一种客观的反映.将目前学术界令人难以满意的现状完全委过于学术期刊或科研人员,是有失公允的.事实上、学术生态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否则,难以取得实际成效.如果对这些弊端穷根究源,最终必然会追溯到学术管理体制上来.学术管理体制不合理、不科学,是学术全面异化的根源.     

论学术环境与高校教师的主观幸福感

高校教师从事的是一种学术职业。高校教师的主观幸福感是在与教学和科研相关的学术职业活动过程中得到的一种精神满足和情感体验。学术环境是影响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高校应当通过创设各种条件,满足教师在学术活动中内在的心理需求;应当逐步去行政化,强化学术权力在学校生活中的权威,促进学术环境的优化,提升教师的主观幸福感。     

成功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难

1965年,一位韩国学生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心理学。闲暇时他常到学校旁边的咖啡厅和茶座消费,那里经常有一些成功人士聚在一起聊天,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学术权威以及商业巨子。他们谈话时幽默风趣、举重若轻,都把自己的功成名就看成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并不觉得成功是一件多么艰辛的苦差事。听他们聊天久了,韩国学生感受到一种文化观念上的冲突,因为在国内听说的成功人士的事业史,总是把迈向成功的过程描述得很艰难、很痛苦。他认为不少成功人士实际上欺骗了社会,他们普遍把自己的创业艰辛过度夸大,致使     

孟德尔，被忽略的天才

德尔在给学术权威寄论文时，似乎不应漏掉达尔文。这两位生物学的创建者，如果在科学思想上曾经有过交流的话，也肯定是单向的。但无论如何，他们是殊途同归了。经济发展或许亦如此     

学术有道 殊途同归

何谓学术大师？学术大师是如何产生的？刚才听了几位教授的发言,对我很有启发。有的说学术大师不是培养出来的,不是宣传出来的,不是评选出来的,而是熬出来的;有的说学术大师不是自封的,也不是计划出来的;有的说学术大师有其成长条件,不同于学术权威,要慎用学术权威;还有的说既然学术大师是熬出来的,那还要评吗？由于学术     

小青工与“学术权威”（二）——“文革”后期问学于周辅成先生

五1977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面向社会招收社科研究人员,经父执介绍,我递交了几篇论文,竟得哲学所领导首肯,过了年就去哲学所报到。先生知我到哲学所工作,很高兴,说哲学所的专业图书在国内首屈一指,特别是有购书外汇,每年可以购国外书刊若干,能够随时了解国外哲学研究的新进展。先生说仅为此就应该好好庆贺一下,约我去他家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