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叶集》《女神》对早期新诗观念的建构

《三叶集》蕴含丰富的诗学信息.郭沫若等在《三叶集》中有关“人格忏悔”的探讨,突破了传统的文化“场”,一个反思性“内面”得以登场.在诗学意义上,这标示着现代抒情主体的裂变与生成.《三叶集》建构的诗学观念在诗集《女神》中得到具体显现,二者构成互文性文本.《女神》显著的艺术特质是以抒情为本,确立了抒情的诗学本体地位.《三叶集》与《女神》共同推进了抒情主义诗学的建构,在早期新诗观念的建构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价值.     

屈原抒情模式的本质特征与现代诗词创作的诗学传统

唐诗宋词的典范意义,可以帮助我们掌握旧体诗词写作的基本格式,寻找语言节奏意象抒情等技术性路径。而深入探索中华传统诗词的精髓乃至创作三昧,则来自于以屈原为代表的诗学传统。屈原将忠君爱国、独立不迁、上下求索、好修为常"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以其生命与"修名"为代价,自塑了一个完美人格的典型,成了民族精神的完美象征。屈原以忧国忧民与求君任用二者为中心,形成忧患意识、使命意识与理想美政的融合。屈原是一个有才华、有个性也有明显缺陷的政治家,是一个诗人气质过于强烈的政治家。屈原在仕途遭遇挫折之后的过于强烈的反应,是超乎官场正常氛围的。《离骚》《九章》等作品的自塑形象是古代版的"美图秀秀";而晚年的"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与其说是仪表的,不如说是泄愤的。宋代黄伯思"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论述,至今仍然是最简洁可信的表述。屈原自塑了一个北方文化为标志的"循吏"的形象,而另一方面,屈原又是浓烈巫风传统、上古意识形态遗存的继承者、表现者。"作楚声",正是《楚辞》最为直接最为强烈的南方地域风格,往往体现在意境、情调、抒情技巧、比兴象征上。     

中国京剧与欧洲歌剧之比较

文章从戏剧的起始源头、发展脉络对中国京剧与欧洲歌剧作了比较。接着 ,又从分析中国与西方的政治体制、民族性、哲学思想与科技发展水平的差异入手 ,对中国京剧的写意风格和以演员表演为中心、欧洲歌剧的写实风格和以音乐为中心的美学特点作了阐述和比较。     

诗骚传统艺术精神的绵延--论汪曾祺的诗化抒情体小说

注重抒情的中国古代诗骚传统作为一种艺术精神影响了汪曾祺的诗化抒情体小说创作。本文从小说的结构、审美、语言以及抒情性四个方面来考察这种影响。     

试析《湘夫人》的抒情特色

《湘夫人》是屈原《九歌》中的一篇。这首诗题目虽然是《湘夫人》，但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却是湘君。全诗以湘君的口吻，抒写了他自己在约会地点没有等到湘夫人的忧愁、懊恼感情和一系列的心理活动，表现了湘君对湘夫人的深挚爱情，以及对幸福美满生活的执着追求。诗中写的是湘水配偶神的爱情生活，但却是按照人的现实生活想象出来的，因而处处流溢着人的情味。诗中对真挚爱情和美好生活的歌咏，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真实感情和美好愿望，也渗透着诗人屈原执着追求理想的情慷。     

感物：中国古代抒情理论的项链和枷锁

抒情是诗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中国古代抒情理论的发掘和整理需要新眼光和新思路的介入。以感物统摄古代抒情理论指涉的抒情起始阶段，其实质是心物关系的一种表达，推崇顺物之自然，感物的对象包括自然现象和社会事物，并偏重前者，结合论述感物的相关理论资料，指出感物在理论上的强调直接影响到中国古代抒情作品的风貌，即注重自然而然的抒情效果，排斥反思性的抒情，作品自然天成的同时，也缺乏内在情感的张力和层次。并以感物牵引出赋比兴等关联概念的分析，初步探讨感物抒情传统的文化学成因。     

黄钟大吕，末世强音——浅论南明诗

南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既短暂而又特殊的时期.它使许多汉族士人产生一种天塌地陷、亡国灭种的战慷,一种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这也使得文人墨客、官宦士人由此而惊醒、振作,他们一改晚明以来公安、竞陵之习,大倡前后"七子"之风,重新拾起"诗言志"的传统,用诗歌来反映时政、描写现实、抒发怀抱,更用诗歌来呼吁救亡图存,激励人们起来进行反清复明的斗争,从而奏响了黄钟大吕般的末世强音.     

从比附颂德到托物抒情--试论汉代咏物赋的意义转变

在汉代文学史上,与苑猎京都大赋和抒情言志赋保持同样均衡发展态势的还有咏物赋。而且和前代文学中的咏物描写相比,西汉及东汉初期的咏物赋在独特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下呈现出比附颂德的特点,它们强调德行使物象发生的情态改变,有一个自上而下施德的转折,所以其歌颂的对象是以帝王为主。而东汉中后期受时代变化的影响,有些咏物赋开始藉外物来抒发赋家内心之胸臆,有些则增加了对物象本身物质形态的描绘,而且在尽物之态的同时还流露出一些审美观照,将赋家的内心体察以及物象特性巨细无遗地表现出来。而汉代咏物赋这种从比附颂德到托物抒情的转变,正可使我们捕捉和把握到其中所体现的时代、文体以及赋家思想的变化轨迹。     

茅盾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新论

茅盾在他的小说中描写了一系列形态各异、性格有别的女性,其实,在这些女性形象身上,也存在着诸多显在和潜在的共性。茅盾笔下之所以会出现一群似乎同属一型的女性形象是与他本人独特的生活经历以及性格气质密切相关的。女性形象的独特创造,赋予了茅盾,小说极强的艺术魅力,但也有艺术把握上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