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的博弈——林庚《中国文学史》之批评与反思

林庚的《中国文学史》是他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编撰的教材,其独特的撰述风格及学术观点,在当时和随后的接受与批评中,分歧颇多。以朱自清和王瑶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林著过度注重“诗”的感悟,“史”的价值减色很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林著遭到大规模的批判,但政治因素居多,与学术关系甚微。海外学者对林著的批评,亦颇见分歧:梁容若等秉持“全然于胸”的文学史整体观,强调通史应记录文学史识,反对林著以解决问题为中心,阐发新式文学史观。陈国球等则充分肯定林著独特的书写风貌,认为其彰显的“诗性逻辑”往往开示出文学艺术的精微之处。本世纪以降,林著再次受到当代学者集体性关注,这昭示着文学史书写审美意识的重申和诗性精神的回归。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开创性价值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 0 0 0年 4月版 ,以下简称《通俗史》)是由苏州大学范伯群教授领导的学术群体携手攻关、历时十余年而最终完成的 ,属国家社科“七五”重点项目。全书共分八编四十九章一百九十五节 ,约 1 40万字 ,资料翔实、理论新颖 ,是一部全方位、大纵深、开创性地勾画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创作概况 ,并初步建构通俗文学研究理论框架的恢宏巨著。它的主要价值在于 :一、《通俗史》填补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大空白 ,是一项开创性的学术工程。正如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的 ,“是做着一件前人忽略了的工作” ,…     

汪辟疆及其近代诗系的建构

汪辟疆认为近代诗的成就不仅在清代最高,而且在许多方面超过宋代,他的观点解构了陈衍的理论,重新建构了近代诗的体系。他对近代诗发展的认识,以及关于近代诗派与地域的划分等,受到了当时从西方传进的进化论的影响,也受到了清代传统朴学暨扬州学派的影响,还受到当时新的文学史观念的影响。     

大文学观与文学史研究的文化转向

一 2000年底，杨义先生提出他的“文学三世”说，认为“古代文史混杂、文笔并举，奉行的是‘杂文学’观念；20世纪接受西方‘纯文学’观念，把文学祛杂提纯，采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法；到了世纪之交，文学开始怀着强烈的欲望，要求在文化深度与人类意识中获得对自己存在的身份和价值的证明，从而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大文学’的观念。”他在文中对大文学观进一步阐释道：“文学在中国，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一个向其他人文学科开放的系统。……这种文学（即杂文学）称谓未经近代纯文学观念的洗礼，自然流于驳杂。     

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的文学史意义

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的文学史意义在于，从空间视角重新认识和研究古代文学，充分发掘和利用长期以来被忽略的城市文学资源。有助于建构起时空并置、更加完整和系统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此外，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文学还可以为当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一个广阔的历史视野与意蕴深厚的历史文本。     

民族文学的综合与比较——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赵志忠教授访谈

阳玉平(以下简称阳):赵老师,我们知道您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成果颇丰,为民族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您当初是怎么选择民族文学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呢?是不是因为自己是少数民族的缘故?做了这么长时间的研究.您的感受又是什么呢?     

台湾文艺期刊《文讯》的文学史料保存与文学史建构（上）

《文讯》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文艺期刊中重要的杂志之一。创刊20余年来,《文讯》一直坚持保存文学史料,并试图建构文学的历史。在办刊的流脉中,潜在而清晰地表明了文学场域中各种要素的斗争:文学话语权的争夺,文学现代性的焦虑,文学典律的塑造以及文学集团间审美霸权的交锋。     

现代性的困惑、焦虑与质疑 --三维视角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

20世纪中国文学的非现代性特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事实。文学运动规律的混乱无序性以及文学独立品格的人为淡化,使其完全背离了它所刻意追求的西方现代文学模式。不同时期所宣扬的西方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体系,都明显流露出儒家入世哲学的浓重色彩。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中国文学传统的一种现代汉语包装形式,它无法根绝自己独特的历史遗传性,同时也难以融入西方现代文学的话语系统。所以,中国现代作家那苍凉而悲壮的启蒙呐喊,集中体现着他们对于“现代性”的困惑与焦虑。     

陈思和90年代重写文学史理论的新启蒙精神

通过描述和分析陈思和关于重写学史的最新论述，认为陈思和表述于90年代的重写学史方案一方面固然具有强烈的反化激进主义、非精英主义色彩和某种后现代主义倾向，但是，启蒙主义仍不失为其深层的逻辑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