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仕宦问题考

文献资料中关于李善的记载非常简略,且缺乏系统性,因而李善生平与官职经历尚未能清晰展现。李善传记中先写其任沛王侍读,又写其任潞王府记室参军是追叙的写法。李善"转秘书郎"的时间当在显庆六年九月,其"出为经城令"的原因是因其性格耿直受到排挤所致,并非为避祸贺兰敏之而自求外调。受贺兰敏之推荐其任职的时间应该在龙朔二年前后,所任职务为兰台郎。其坐流岭外是因与贺兰敏之过从甚密。     

从《江泽民文选》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从《江泽民文选》可以清晰地看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大体上经历了酝酿（1989年6月-2000年1月）、提出并走向戍熟（2000年2月-2001年7月）和丰富发展（2001年8月-2002年11月）这样三个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阶段。     

正确把握《文选》的主要特征

《文选》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博大精深。通过学习，我认为，《文选》有如下几个特征：     

今传三种何焯《文选》评点本辨

何焯《文选》评点本今天共存三种：乾隆三十四年蒋维钧辑《义门读书记》、乾隆三十七年叶树藩海录轩朱墨套印何评《文选》、乾隆四十三年于光华《重订文选集评》。于本是今天较为常见的本子，但于光华重订时增入的所谓何焯初次评本内容，其实是何焯同时学者俞砀的评语；何氏多次评点《文选》，于本于何氏评语往往早、晚皆录，故较以己意去取的叶本、蒋本为详；叶本、蒋本亦有不同。研究何焯的《文选》评点．于本是较为详悉的本子，但要剔除重订时增入的“专论文法”之语。     

王煦《文选李善注拾遗》评述

《文选李善注拾遗》系清代学者王煦就《文选》李善注补缺匡谬之作。由于《文选》李善注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所以宋元以来，对李善注《文选》加以评论、补充、指陈得失的著作代代有之，《拾遗》为此类著作之一。本文对该书的版本流传及正文得失做了评述，在简述王煦其人及《拾遗》一书原委后，分六种情况评介了该书的主要内容，一是从声训通假角度纠正善注字义之误；二是从古今字、词义引申角度补善注之未备；三是重新校勘原文已误而善注因其误；四是探究典故原始以正训诂体例；五是补善注未详之典；六是纠正善注引用典故义有偏颇者。     

尤刻本《文选》李善注二题

由于秀州本、明州本以“善同某注”的替代形式删除了部分李善注,导致尤刻本误以为明州本、赣州本的部分五臣注即为李善注,这是尤刻本以明州本、赣州本少数五臣注代替其底本李善注的客观原因。尤刻本明显的增注倾向使尤刻本在其底本李善注与明州本、赣州本李善注之间进行选择时往往选择文字较丰满的明州本、赣州本李善注,这是尤刻本少数作品李善注实为明州本、赣州本五臣注的主观原因。虽然这类例子不多,但它们是尤刻本李善注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独特现象。尤刻本与北宋监本关系密切,所以,尤刻本李善注多可与北宋监本李善注相互对应。尤刻本部分李善注因无对应的北宋监本与秀州本李善注,它们是否为北宋监本李善注无考。     

毛泽东与《昭明文选》

毛泽东从青年到老年都很喜爱阅读《昭明文选》,又似乎特别喜爱其中的“赋”。他从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角度出发,对《昭明文选》中宋玉、贾谊、枚乘等辞赋家的作品,作了生动而深刻的评说,妙语连珠,引人深思     

“敦煌文”概念的再确立和分类的新思考

"敦煌文"概念自提出后,至今仍没被学界广泛接受。但"敦煌文"概念从无到有,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体现了学人对它的不断思考。结合"敦煌文"作品的实际情况,参照《文选》等文体理论典籍的文体划分标准,在吸收历来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文章强调应当充分重视文体资源丰富的敦煌文宝藏,确立它的应有名分,提至与敦煌诗歌并重,并加以系统整理研究。     

要善于“用笔领导”

正"拿笔杆子是实行领导的重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子"是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论述。实践证明,领导干部善于"用笔领导"非常重要。重视"用笔领导"、倡导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写文章,历来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党的早期先驱和领袖都是有名的笔杆子。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提倡领导干部自己动手写文章,并把领导干部亲自动手     

读《文选》札记

《文选》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赋、诗、文总集,在文献学和文学史上都具有极高的价值,同时《文选》中的俗语、成语对后来文人用语及现代汉语都有不可磨灭的影响。《文选》选篇中出现的文字异同及序文标示差异方面的问题也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