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学理反思

俄国文化符号学代表洛特曼倡导从文化描写的元系统出发,将文化与非文化视为互为制约、相互补充的复调结构。文化符号学不仅作为消解现代性的方案,有效避免了总体化的暴力倾向,揭示了复杂场域的权力关系引发的压制与突围,为地方文化、小型叙事提供了合法化存在的依据,同时促成文学性至文本性、文本性至互文性的转变,助益从文学的角度理解文化,从文化的视野阐释文学,跨学科、多学科的综合型理论研究范式的形成,对“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理论意义。     

论洛特曼的行为符号学

洛特曼是前苏联著名的符号学家。他的符号学体系独具特色,他借鉴了索绪尔共时性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了西方符号学派的某些成果,创立了自己的独具特色的符号学系统,他的研究的特点是系统、多角度和具体性。     

洛特曼符号学视域下结构与历史的对话

俄国符号学代表洛特曼从文本历史化、历史文本化角度驳斥形而上学实体本体论,重新建构社会生活与文学艺术的关系。一方面,洛特曼符号学主张从历史出发理解艺术,克服结构主义文论剥离社会背景,人为割裂能指与所指,独尊共时性研究的弊端。另一方面,洛特曼符号学适度保留语言再现观,以艺术与现实的异质同晶关系,赋予文本记忆功能,将结构差异、充斥张力的文本组合成一套基于矛盾对立的历史叙事,有效促成了结构与历史的对话。     

“不再流泪的洛特曼”：洛特曼在西方

60年代中后期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代表洛特曼以结构主义符号学家身份进入西方学界视野。90年代后洛特曼面临结构主义身份认同危机,西方学界开始致力于放大其理论中解构主义因子,塑造更为开放、跨界、全新的“洛特曼”。通过描摹洛特曼在西方语境置换、视域更迭中呈现的独特镜像,不仅可以启发洛特曼后续研究,也可窥见西方学界对外来理论阐释的价值取向以及文化立场。     

文化·符号学与翻译——洛特曼的早期创作活动

洛特曼是20世纪俄国著名的学者,文艺学家,是著名的塔尔图符号学派创始人.他的符号学研究对象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如结构主义诗学和艺术文本理论,在国内外这方面已有不少的成果,但就其文本的接受与认知理论问题在我国研究还不多.本文试图就其早期创作活动进行介绍和阐述,并研究其接受与认知理论,了解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与翻译的关系,进一步探究其符号学领域的理论成果.     

洛特曼与巴赫金在俄国形式主义上的对话

作为20世纪前苏联两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符号学家，洛特曼和巴赫金由于各自的研究领域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特别是前者作为俄国形式主义彼得堡的继承者，而后者一开始就是作为俄国形式主义的批判者的出现，他们在对待俄国形式主义的态度上似乎有着天壤之别。然而，我们发现纵观洛特曼和巴赫金前期和后期研究，他们在俄国形式主义上其实是一种难得的对话关系。笔者试图剖析两位大家各自研究领域内这种对话关系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从重复性节律原则谈诗歌《安娜贝尔·李》的本文结构

洛特曼关于诗歌本文结构的重复性节律原则的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将诗歌内容和形式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为诗学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洛特曼论俄国现实主义

苏联塔尔图符号学派的创始人、享誉世界的文艺学家洛特曼的学术生涯伊始于对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与演变的研究,此后,伴随着其学术视野的扩展,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化,其所取得的成果的理论价值与学术前瞻性,在现实主义遭遇本体论困境的今天,亦颇具启发意义。     

文化比较需要一种工具语言——洛特曼关于工具语言的构想

文化的比较可以采用类型学的态度,用一种工具语言作为一切文化比较的统一尺度。从共相的视角出发,可以把多种多样的现实文化文本看作一个有组织结构的统一系统。洛特曼希冀建构一种工具语言,力图对一切文化进行统一模式的描写。其目的就是不囿于用自己的眼光看自身文化,也不囿于用自己的眼光看他人文化,尽量避免主观性和片面性。     

文化动力的生产机制——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理论研究

关于文化发展的动力问题是社会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化学等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一个最基本而又最复杂的问题.包罗万象而又纷纭变化的人类文化究竟是以什么方式运转的?它的动力又来源于何处?针对这一问题,俄罗斯文化符号学家、文艺理论家洛特曼用符号学的观点和方法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文化发展的动态图景,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认识文化动力的全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