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韩南塘对人心道心问题的系谱学考察——以对李退溪道心人心理气互发说的批评为中心

韩南塘以历史的眼光发掘真相,对东亚儒学中的人心道心问题予以了系谱学考察。他仔细地分析了朱子道心人心思想,指出前后共有四说。他审查了《答蔡季通》,指出该信的"二歧"之嫌乃一时失误,后被朱熹亲自否定。在他看来,退溪道心人心理气互发说的根本错误在于混淆了形气与心气。基于此种判断,南塘对朱子后学中理气互发说的倾向予以了鞭辟入里的批评。通过以上正本清源的工作,南塘就较为有力地清理了李退溪道心人心理气互发说的历史根源。     

厌食性闭经怎么治疗

<正>Q:由于节食,我出现了厌食性闭经。我一直在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也在努力使体重增加,但仍然闭经。我不知道体重该增到多重才合适,因为我怕自己变得太胖。     

小儿厌食针刺四缝

5岁的奇奇因长期厌食面色焦黄，形体消瘦，发育迟缓，经常发热或腹胀，脾气急躁，多动易怒，睡觉经常磨牙。几经治疗，但疗效不佳，后经中医师采取针刺四缝穴，配合口服健脾理气、化湿和胃、清热平肝的中药治愈。中医学认为，小儿的生理特点为肝常有余，脾常不足。     

理气互动:15世纪理气观的内在理路

崇仁学派在理气关系总体上继承程朱思想。吴与弼本体论上主元气说。理与气对研究明代思想史有着重要的意义，理气互动分析有助于了解儒家道统。     

船山论道器、理气与物器(下)

二、理气不离不杂与道器相关联的是理气范畴。船山从《周易》道器论的融突而和合的精神来探讨理气问题，并对此作了总结性的发挥，达到了宋明理学中气学派的高峰。（一）实理条理“理”是船山关注的范畴。他认为，理的基本涵义是：“凡言理者有二：一则天地万物已然之条理，一则健顺五常、天以命人而人受为性之至理，二者皆全乎天之事”。（《船山全书》第6册，第716页）。其实，除全乎天之事外，亦涉及人之事。在船山哲学逻辑结构中，理与气关系构成其哲学逻辑结构的重要内容。理在船山哲学中究竟是什么？船山对其做了规定：第一，理为实理…     

试析“理气论”在刘宗周思想中的地位

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号念台，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因讲学于山阴县城北之蕺山，学者称蕺山先生。作为明末儒学的殿军，面对王学末流“任心率性而行”，几近于禅的严峻现实，刘氏将“一气流行”为内涵的理气论贯通于心性论，使主体性范畴更具客观必然之特质，以贞定、收束和提升心性论的本体地位。一、阳明心学主体性范畴对客观范畴的消解作为宇宙论的基本范畴，“理气”以及与其直接关联的“道器”、“太极阴阳”等，在张载、二程以及朱熹那里基本上是被用来描述和说明客观物质世界的范畴，并在这些范畴的基础上构筑气、理本体论哲…     

清初理学与宋明理学的差异

清初理学与宋明理学相比已具有多方面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理气论上,清代理学更强调理气无先后, 把气提升到与理同等重要的地位;心性论上,认为气质是人性的重要来源,要求从气质上观性而不是像程朱理学那样从天理上观性;格致论上,强调格“事”、“物”之理,将儒家一切认识和实践活动的落脚点建立在“事理”之上。     

初读朱熹

综述朱熹理学的主要内容,阐述朱熹的教育思想,考证朱熹为官清廉的历史事实。文章认为,朱熹在抗金派与投降派的矛盾、理学与反理学的矛盾、清正为民与腐败集团的矛盾这三大矛盾中从事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并成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思想家,重视教育、躬行不懈、在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上不断探索的教育家,具有民本思想的爱国廉政的好官。研究朱熹,进行批判继承、合理扬弃,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艮斋田愚理气论、心性论及其在朝鲜理学史的地位

在日本侵略朝鲜朝,朝鲜民族危亡、国家遭辱、人民悲愤之时,艮斋田愚高扬春秋大义,赓续民族文化,他以朱子学、栗谷学为准的,审视诸家,借鉴前说,对儒学性理学的理气心性核心话题,作出别开生面的创新诠释。理是度越的形而上之道,气是形而下之器。理是宇宙本体、本根,气是其体现的事物现象。理为生物之本,气为造化的枢纽。艮斋以阴阳五行多元、多样的东西融突和合化生万物,而不是一元的上帝创世纪。理与气不离不杂,合理气,理气不离,理自理,气自气,各有各的内涵和特性,理气不杂,构成理气一源,显微无间的关系。并推致心性不离不杂。性是人所禀受的天理,批评陆九洲、王守仁的“心即理”说,两创造性提出“性尊心卑”“性师心弟”“心本性”说。艮斋田愚的精神世界,基于他对朝鲜朝所面临的内外冲突和危机,反抗日本的侵略,继承道统,成为20世纪儒家理学史上杰出代表。他的精神世界的特色彰显为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绍承道脉的坚毅精神,创造性转化的理气精神,创新性发展的心性精神。     

薛敬之理学思想略论

薛敬之的思想上承河东薛王宣,下启高陵吕柑,侧重于理气之辨,并以“存心”为宗旨。他反对朱子的“理先气后”之说,认为理气相即不离,且互为体用;主张“心”即是理即是善,认为学者首先要“识心”。他的这一“重气”思想和对心体的重视为明代中期儒学及关中理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成为推动关学中兴的一位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