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德治、教化与礼制的现代沉思

儒家学说中有关德治、教化与礼制的部分在传统伦理道德建构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儒家学者认为,“德治”是一种比法家倡导的“刑治”更为有效的方法,因为道德有一种楷模示范的作用,而“德治”又必须通过“教化”与“礼制”两套措施才能现实化。中国历史上伦理道德建设的这一整套学说、方法与途径,值得今人高度重视、借鉴和应用     

礼意重诠与制度开新——论先秦原始儒家对为旧君服礼制的层累诠释及其意义

从周代的政治体制及礼治原则考察,周代为旧君服礼制体现了对旧君故臣关系的贬抑。然而,由于受到以恩义相维系的旧君故臣关系发展的现实和孔子独断论诠经方法的影响,先秦原始儒家对为旧君服礼制的递相重释,使得该制度负载起了儒家理想的君臣之道的内涵。此后,汉晋礼家以此为基础,在经典与社会互动的诠释取向下对此古礼进行了层累诠释,最终推动经典制度在晋代的新变。这显示,中国古代以求道为取向的层累诠释对于经典礼制的开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社会腐败成因研究

天道社会亡于无效率,人道社会亡于贪欲。纵观我国古代政权,其大多因反贪腐而兴,也皆因贪腐而亡。治贪若不改道则无效,但改道则意味着社会利益格局的重新划分,其难不啻于上青天。从这一点看,清高宗那个"不败露则苟免,既败露则应问"的反贪腐方针就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反贪腐的墓志铭。     

先秦时期銮铃的器用制度分析

銮铃是先秦时期最常见的青铜车马器之一.本文对銮铃器用制度的分析,涉及用銮墓的墓葬等级、銮铃在墓葬中的空间位置、用銮数量及其他相关礼制因素等多个方面.并认为西周至春秋时期,銮铃的器用制度大致经历了产生、兴盛和衰落的发展过程.其中,西周早中期是用銮制度的初始形成阶段,西周晚期是用銮制度的兴盛阶段,而春秋时期是用銮制度走向衰落的阶段.与此同时,也说明了銮铃在周王朝的墓葬制度中,是代表礼制意义的重要随葬器物.     

从“六马之驾”观周代礼制对东周王室的作用

东周王城遗址发掘出的"六马之驾"是东周历史的重要载体,尤其是它所体现出的周代礼制从一方面说明了"东周王室衰而不亡"的历史现象,并进一步促使我们对东周王室的历史地位给以重新认识和定位。     

无字之法探源

采集狩猎族群的社会生活是复杂的，领地、互惠、核心家庭、复仇以及初步的权威，构成了他们法律生活的主要方面。在新石器时代，农业孕育了不动产和不动产法，互惠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商品交换及规则，陶寺遗址的等级化墓葬和礼器，聚落之间的等级，聚族而葬，刑罚标志着宗法礼制已经出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助人类学资料和考古资料，通过探讨史前法律的产生与发展，期待将法律起源的研究往前推进一步。     

论中国古代女性创作中的“悲观”意识

中国古代女性创作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枝奇葩,虽然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处于弱势地位,但作用却不容忽视。而这些作品,总是以忧患、哀怨为基调,感伤特质明显,悲观意识浓厚。本文对这些作品的悲观意识表现进行了分析,进而找出其产生的原因。     

周代贵族的生活方式及其审美观念——以《礼记·玉藻》篇为中心的探析

《礼记·玉藻》篇较为集中地对周代贵族服饰的礼制规定和日常行为规范进行了记载,反映了周代贵族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的基本状况。周代贵族的生活方式具有等级化、规范化、精细化的特点。在这种生活方式的影响下,周代贵族对审美对象进行了等级划分,将服饰、车马饰的色彩与形制纳入到等级体制之中,使其等级化。周代贵族关注规范化的行为举止的审美价值,注重日常生活细节的审美化,使周代贵族的审美观念具有了明显的时代特征。     

从传统住宅风格的异同比较中日文化——中国的“四合院”和日本的“和式住宅”

建筑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中日两国的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两国的传统住宅——中国的四合院还有日本的和风住宅。由于中日两国因地理环境、民族风俗、历史文化、社会发展等的要素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两国住宅的内部空间形式、到外部环境关系；从空间的配置到居住心理都可以反映出中日两国人民不同的民族特质，窥见中日两国人民各异的心里特征。     

论东晋南朝婚姻礼制的地域差异

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形态，婚姻文化形态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其特定的空间背景，因而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东晋南朝婚姻礼制在地域上是不平衡的：吴会地区、荆襄地区是承继东汉婚姻礼制传播高潮而继续拓进的区域；建康京口地区、豫章地区则是因婚姻礼制的阶层渗透和地域拓展而跃上时代发展前列的两大地区；淮南地区是婚姻礼制由发展的先进地区而趋于缓慢的一个地区；岭南地区、闽中地区则是婚姻和制从无到有、开始萌芽传播的新地区。由此可知，东晋南朝各地区实行婚姻礼制并非是整齐划一的，婚姻礼制的拓展在地域上是不平衡的，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地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