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脆弱性与中小企业适应能力

新冠疫情的冲击放大了中小企业的脆弱性.中小企业需要对外部事件冲击进行持续跟踪和评估,同时培育短期应急管理能力和长期适应能力.根据事件系统理论,外部事件在时间、空间和强度上存在差异,并对员工个体、团队、组织和外部环境等不同层面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不同事件特征维度下中小企业脆弱性产生的管理区域不同,进而影响其相应的管理工具选择.中小企业应根据事件特征及企业脆弱性区域,制定短期和中长期应对策略.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治理及其效能探析——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社会治理效能关乎国家治理效能乃至现代化进程。在疫情防控上,我国社会治理各主体积极应对,国家力量积极统筹,市场力量、公共服务系统与多层次社会力量也参与其中,取得了出色成效,但也出现了一些资源调配不公、参与秩序紊乱等治理效率不足的现象,社会治理的“效”与“能”存在差异。这一现象实则为我国制度优势保证了治理总体有效,而突发事件的特性与社会治理主体能力不足导致了治理出现局部偏差,需要遵循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的思维理路,实现“效”“能”并进。     

周作人元旦枪击事件新探

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北京八道湾11号家中遭刺客枪击,因子弹打在钮扣上而侥幸逃过一劫。此次枪击事件与周作人出任伪职一事在时间上相互重叠,人们普遍认为枪击事件是促使周作人附逆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周作人在当时抑或事后对此事的解释总是避而不谈或自相矛盾。回顾整个枪击事件可以发现,这一事件并不是促使周作人落水的直接动因,与其说是枪击事件导致了周作人附逆日伪政权,不如说是周作人借此事件将之前已存在的附逆行为公开化了。     

涉及民族因素群体性事件法律防控对策研究

涉及民族因素群体性事件是指发生在我国某个区域呈现一定规模并关系到民族或者宗教性因素的有组织的集体行为。从民族政策与法律的角度而言,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参与人群或当地政府某些部门法治意识淡薄,而我国相关政策法规还有待完善,当地政府有关政策信息并没有依法公开,不注重利用和构建合理的利益表达机制。为此,要对涉及民族因素群体性事件进行防控,一方面要加强少数民族群众和涉事地党政领导干部法律政策规范意识的培养,树立法律信仰,另一方面要完善公民参与机制和相关的政策、法律和法规,严格做到依法办事。     

论突发环境事件应对过程中的公众参与

社会转型下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使得众多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环境正义，作为利益平衡的“天平”，是突发环境事件应对过程中公众参与的法律价值追求。然而，突发环境事件应对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在有法可依的应然与实际参与的实然之间存在差距。在环境正义理念的指引下，为了保障各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应当对突发环境事件应对过程中公众参与主体的权利和责任在法律上做出系统的规定，健全公众参与决策的机制，平衡不同利益主体的权益，完善法律救济制度。     

情境与互惠: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动力机制——基于湖南某县三起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个案分析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变化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情境和互惠文化背景,其特有的社会情境通过影响群体情绪存量推动着群体行动的发生和变化。基于湖南某县三起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研究表明,在情绪存量递增的过程中,个体情绪不断被激化,逐步实现群体行动的情绪动员。在情绪被充分动员的基础上,乡村社会固有的互惠文化通过解决群体性事件中的组织者积极性、防止群体成员"搭便车"以及动员内外部资源参与群体行动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支撑,从而有效地调动和整合了资源,促使群体行动产生和发展。     

“舆论搭车”的治理困境与政府“双微联动”的优化路径

"舆论搭车"是社会公众基于"共情"产生的关注舆情事件、引发舆情目标转移、倒逼公权力介入的现象。一些领导干部舆情事件应对能力不足,在面对"舆论搭车"时出现了不作为、不配合、不妥帖、不矫正等问题。政府"双微联动"能够引导"舆论搭车"趋向,增强舆论传播的快速性和精准性,形成舆论传播的集群效应,规避和弱化"舆论搭车"现象及其负面影响。为此,应进一步优化政府"双微联动",构建立体化政务信息传播新格局,提升政府"双微联动"的运营能力,搭建政府"双微联动"实施框架,更好地巩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明清之际福建士绅的海岛移民及其生活样态

明末隆武政权垮台后,在福建沿海地区诞生了一批特殊的移民群体,主要由来自漳州府、泉州府等地的福建士绅组成,在地缘与时局因素的影响下,他们向厦门、金门等海岛移民。由于政治参与活动不一,他们在群体构成上较为复杂,且受战事影响,颠沛流离、贫苦困顿是他们的基本生活样态。但由于地缘相近,这些福建士绅在移民前的亲友关系得以延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忠义"为核心的新的交游网络,进而形成颇具特色的移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