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左翼文学论（三）

穆木天思想和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其核心体现了与“边缘文化”相联系的左翼文学的精神特征，与30年代左翼文学的灵魂——鲁迅有着一致的精神趋向。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性”，在这个问题上，穆木天的文艺思想既有重要的价值，又存在着局限性，这种局限是与他的“日本体验”内在相关的。     

穆木天对巴尔扎克的接受与传播

穆木天作为译介巴氏长篇小说的第一人,多方位地传播与接受了巴尔扎克。他翻译的19部小说,让读者走进了巴氏的文学天地;他对作品的深入解读为受众了解巴尔扎克提供了导向,为批评界的进一步探讨奠定了基础;他在大学课堂中对巴尔扎克的讲解,为传播的路径拓宽了空间;他在文学思想中对巴尔扎克的认同,为我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辅助。可以说,穆木天为我国接受巴尔扎克搭起了一座桥梁。     

所争非所论——三十年代文学翻译论争述评

外国文学翻译是促成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与文学创作一样,在现代中国,文学翻译承担的严峻的现实责任,远远超过文学自身的审芙价值.作为一种可操控的言论手段,文学翻译成为各种思想流派有效的传声筒.现代文学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不间断的论争过程,每一种论争都不是单纯的文学论争,是各种思想之间的碰撞,翻译论争也是如此.三十年代的文学翻译继续承担着改造中国的现实责任,也继续作为思想碰撞的场所之一.本文旨在通过探讨三十年代的翻译论争,描画这段时间内中国文学翻译批评的主要情景,试图揭示翻译论争与思想文化流变之间的关系.     

中国新诗对于自身问题的现代焦虑——从二十年代到抗战前夕

白话新诗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倡导一开始就包藏着深刻的危机，只不过这种实践和理论被统摄在新文化对旧文化、新文学对旧文学、新诗对旧诗的革命性紧张关系之中，在双方对垒的非常时刻，尚无暇充分注意自身内部的问题。当这种关系得到缓解乃至基本消失，问题马上就暴露出来。1926年，年轻的穆木天盛气凌人地指出：     

《旅心》、《红纱灯》与日本文化

《旅心》和《红纱灯》是穆木天和冯乃超旅日生涯的结晶,不仅情感特征更多地带上了日本"物哀"色彩,而且在朦胧幽玄的情调,对自然界声色的高度敏感,对音乐美的探索以及其象征主义中包孕浓厚的唯美色彩等等方面,都表现出对于日本文化的广泛吸收与交融。     

穆木天“纯诗”观的先验性及非纯因子探析

穆木天“纯粹诗歌”的诗学主张,以“先验世界”为其哲学背景,开启了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理论先河。然而,受文化前在视野及特定历史情境等因素的制约影响,“纯诗”理论隐匿了不少非纯因子,并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被激活、放大、扩散,最终促成了“纯诗”向革命诗歌的转向。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对于认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具有重要价值。穆木天与鲁迅有关“翻译”问题的论争,是“五四”以来不同翻译观的碰撞,是左翼文学多元构成的不同翻译观之间的碰撞,这有助于穆木天20世纪30年代翻译家身份的确立,他的巴尔扎克翻译和阐释是左翼文学的重要成果。穆木天的巴尔扎克译著迅速消失在读者视野中,需要结合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传统重新认识,但也可见有着他自身素质的限制,相比之下他的诗歌翻译更具有根基性,但却更多地受到来自他自身主导意识上的压抑。     

穆木天文学起点与日本因素

穆木天早期留日经历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极具代表性。日本留学生涯使穆木天由立志工业救国,转而走向文学,沉溺于象征主义,继而写作了被称为中国象征主义宣言书的《谭诗》,期间他的创作激情也得以激发,出版了诗集《旅心》。日本成为穆木天文学的起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穆木天以后的文学轨迹。     

论穆木天的《谭诗》

《谭诗》首次将西方象征主义的"纯诗"概念,作为反驳"散文化"的有力武器引入中国诗坛。穆木天一方面横移西方象征主义的观念为逻辑起点,一方面又在具体论述中竭力抹去其超验色彩,这既来源于辰野隆的启示,也表现了穆木天试图建构中国"纯诗"理论的努力,并直接导引了中国化的"纯诗"理论与西方象征主义的不同特征。     

"纯诗"何为?——论穆木天的诗论转变及其写作实践

穆木天的诗歌写作与他的诗论主张相辅相成.作为"纯诗"理论的引进者,穆木天也是向"大众化诗学"转变最为坚决的其中一位.梳理穆木天的诗论与诗歌写作,并不是为了以任何"主义"或诗歌观念来证明穆木天的"进步"或"退步",而是希望在分析穆木天转向的同时,重审"纯诗"与"大众化诗学"的对立,以期寻回诗歌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