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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则权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9(5):65-71
范文澜先生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家,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学家,他在延安时期通过《中国通史简编》所形成的史学理论不仅指导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还在实践上回答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如何进行经学史研究,即要坚持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坚持斗争是经学发展的动力、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辩证思维方法等。这些史学理论指导经学研究的理论意义,对我们今天实现经学史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仍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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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笔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李根蟠认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陈其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张越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唯物史观所起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王志刚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张利认为,范文澜在历史评价问题方面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张剑平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许殿才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邹兆辰则认为,在中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善于分析与借鉴,功不可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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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笔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李根蟠认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陈其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张越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唯物史观所起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王志刚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张利认为,范文澜在历史评价问题方面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张剑平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许殿才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邹兆辰则认为,在中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善于分析与借鉴,功不可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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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地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 ,灵活地运用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 ,使历史研究达到更加科学和更加本质的认识 ;倡导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新、潜心钻研的优良学风 ,特别当教条化、公式化的错误潮流袭来的时候 ,敢于挺身而出进行抵制 ,捍卫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尊严 ;自觉地发掘中国历史的特点 ,勇于担负建设中国历史理论体系和探索史学的民族风格的时代责任———以上三项 ,是关系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全局性问题 ,也是 2 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道路的重大问题。范文澜以其对唯物史观原理的精熟运用 ,对文史典籍和历史考证的高深造诣 ,为科学研究投入全部生命的奉献精神 ,在上述三个重要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对于我们今天建设 2 1世纪史学仍然具有宝贵的启迪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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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在延安的6年,正值中国革命进程产生伟大历史性变化的极其重要阶段.到延安后,他废寝忘食地阅读马列著作,代表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毛泽东思想迅速走向成熟,成为他顺利撰成杰出史著的理论背景.尤其是掌握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精髓,更成为他全面、系统地研究全部中国历史,写出具有高度科学价值和民族风格的著作的理论指导.同时,在当时物质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的超乎寻常的著述毅力和奉献精神,永远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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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认清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1(3):56-61
抗战时期。范文澜的治史旨趣发生了根本转变,他由一名正统派汉学经师成长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家。这一时期,他构筑中国通史新体系,开辟科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新境地,还首创用唯物史观总结经学;取得了多方面的史学成就。不过,由于时代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性,范著也存在非历史主义倾向等问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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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毅均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9(3):99-107
今日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的范文澜,一生加入过两次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是在他任教南开大学时期,缘于五卅惨案之外部刺激,不久后即失去组织联系。第二次则是于抗战爆发后的1939年,此后至死不渝。但是,范氏首次所加入者,究竟是国民党或共产党,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仍然有待厘清。有的学者认为,范文澜做为“革命者”和“学者”之生涯乃属同步发展。若从时序演变上看,此言固然不错。但范氏在其学术研究中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以进行撰述,毕竟迟至1940年代以后,与其政治上之“前进”有着不小的落差。这当然与其人认识学习马列主义的渐进过程有关。做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范文澜与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范文澜,两者实际上并不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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