楹联文质构成的诗性特征

楹联是贴挂在门柱上的对联,因其是展示于门外供人观赏的作品,因而更具有社会文化性质与公众性的审美作用。所有对联的体式皆以格律诗的平仄文字相对仗,并在上联句尾以仄声字起,而下联句以平声字收尾,构成严格的律诗联句,属于文学诗类中遵格律而不押韵的联句诗。因此不仅在体式上是诗,而在许多名联内涵的意指上,又特具主体的理性与情思的寄托与评量,特别引人关注,多是抒情与叙事合为一体并展示于外的诗。绝大多数对联字数较少,更见律诗惜字如金的精到。楹联是中国古今相续的民族文化,作联则最需要有中国传统的文化素养和写近体诗的文化修养功夫。     

唐代古体诗的句法修辞

唐代古体诗所使用的句法手段和句法结构跟散文基本上没有什么两样,不过为了适应修辞的特殊需要,对各种句法形式的实际选择和运用所表现出的倾向性却明显不同于散文,同时和近体诗相比也有自己的突出特点和规律。     

谈杜甫《登高》

唐代是五言、七言古近体诗高度繁荣时期，尤其到盛唐，五言绝律已灿然大备，七律也日趋成熟。但大量刨作七律，使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高度结合，并且具备多样的风格，为中晚唐及宋、元、明、清许多诗人所取法的，则只有杜甫。尤其是被胡应麟称为“古今七律第一”的《登高》，更是一首“荡思八荒，神游万古”的杰作。     

互文性、诗学规范与近体诗的创作

进行近体诗写作,须臾不可忽视互文性与诗学规范。从互文性的视角看,任何写作都是再写作,任何文本都是由引文拼成的马赛克。现代互文研究更是将一切语境都视为互文本,从而为读者对诗词进行多向度解读提供了可能。近体诗写作需遵从诗学规范,包括宏观规范与微观规范。一方面要与传统和当下的诗学要素如流派、题材、体裁、样式、格式等合拍,另一方面要符合近体诗对行数、字数、押韵、对仗、平仄、粘对以及起承转合等方面的要求。     

古体诗新生命论

20世纪中华诗词充满曲折、冲突和变化。集汉语言文字声情意象之美的传统诗词,是中华文化的极品、民族的符号与精神的象征。当它传到欧美大陆,正催生以庞德为代表的意象诗派时,却在国内遭到新文化运动的清算与放逐。尤为吊诡的是,极力反对旧诗的胡适,却终生未能走出旧诗的"阴影",直到1960年代,他还将新写的旧诗转给钮建生,要把一段"历史记录下来"。即使在被边缘化的时期,旧体诗词也未失声。大批优秀作品在抗战烽火中荣获褒奖,流传广远。改革开放以来,摆脱桎梏的中华诗词如井喷般蓬勃发展,佳作如林。但是徒具形式的标语口号化现象仍大量存在。如何在接通古诗文脉的同时,进一步接轨当代美学思潮,寻求诗意上的突破,这取决于当代诗家对理论的自觉、对时代使命感的承担以及对才艺的精益求精。我们不能满足于克隆过去的辉煌,而应当直视现实,勇于开拓与创新。要充分体现创作主体的风采,以自己的声音与当代的情怀及表现技巧来诠释人生并提升人文生活的价值。     

从控本诗的诞生看外来文化的影响

唐朝近体诗是从南朝“永明体”直接脱胎而来的，而“永明体”的形成受到了由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的很大的影响。四声标调的确立，除了外来因素外，汉语本身内部所具有她是一个重要因素。     

“四声”说是谁先提出来的

齐梁时期提出说的“四声“之说，为唐代近体诗的形成奠定了声律上的基础，在中国韵文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谈杜甫《登高》

唐代是五言、七言古近体诗高度繁荣时期,尤其到盛唐,五言绝律已灿然大备,七律也日趋成熟。但大量创作七律,使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高度结合,并且具备多样的风格,为中晚唐及宋、元、明、清许多诗人所取法的,则只有杜甫。尤其是被胡应麟称为"古今七律第一"的《登高》,更是一首"荡思八荒,神游万古"的杰作。     

刘长卿诗歌用韵考

运用穷尽式系联方法,归纳出刘长卿诗歌用韵系统：近体诗阴声韵、阳声韵共22部;古体诗阴阳声韵共18部,入声韵7部。并将刘诗用韵与相同时代不同地域,以及相同地域不同时代的诗人用韵进行比较,进而探讨刘诗用韵的特异之处及其与通语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