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颜延之对陆机诗歌的接受

颜延之与陆机诗歌渊源深厚,在多种诗体上模拟陆机,包括公宴诗、赠答诗、行旅诗和乐府诗.他接受陆机诗歌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追求辞藻对偶,重视语句出处,形成典雅文风;第二,善于描写景物,烘托环境氛围,表达家国之悲;第三,运用仕宦意象,刻画游子形象,抒发羁旅之思.颜延之充分吸纳了陆机诗歌的艺术技巧,注重隶事用典,讲究结构布局,诗歌趋于人工化、精密化,引领了南朝一代诗风,在陆机接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部高扬原创精神的学术专著——评谌东飚教授《颜延之研究》

宋人张戒说:"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岁寒堂诗话>)颜延之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以用典繁多著称的诗人.阅读用典繁多的诗,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研究用典繁多的诗,则更是一件艰苦的工作.颜延之历来缺乏研究,恐怕也与此有关.谌东飚先生却迎难而上,其所撰新著<颜延之研究>虽系全面研究颜延之之作,但正如该书<前言>所说,研究颜延之诗中的用典乃"重中之重".全书围绕"用典"问题,进行了大量原创性的工作.     

谢灵运诗歌的用典特色辨析

今人多批评谢灵运诗歌用典繁密,但梳理南朝直至唐代的许多关涉前代诗文用典的文论,对于谢诗用典特色非但未见非议之评,甚至多所称赞。明清论者在涉及谢诗用典问题时,也还是褒多于贬,极少诟病的。这种分歧的产生当主要源于诗歌用典判断标准的时代差异。客观地历史地来考察,谢灵运与同时代其他诗人相比,不仅在用典的数量上远远少于颜延之等人,其"用人若己"的特色使得他作品中的许多典故常常不易被察觉,更遑论"繁密"了。     

颜延之《逆降义》钩沉

颜延之《逆降义》,历代文献中误称、异名较多,当以"逆降义"为是。三十卷《颜延之集》和一卷本《颜延之逸集》于南宋末年全部亡佚,其中《逆降义》随之亡佚。唐宋以来编纂的一些类书和史志著作中,辑存了《逆降义》部分内容。《逆降义》主要是讲礼制之普通义理,而不是针对某部礼经所作的章句或注疏。     

论东晋南朝琅邪颜氏代表人物的政治行迹及其门风特征

作为魏晋以来的典型"小族",琅邪颜氏家族人物主要以学术文化显名,其政治地位并不显赫,但在中古政治、社会变化的关键时刻,尤其是两晋之交和晋宋之际,琅邪颜氏家族人物在政治上则较为活跃.两晋之际,颜含先后依附司马越和司马睿,使其家族得以顺利南迁江左,政治地位得以提升;晋宋之际,颜延之一度积极进取.体现了皇权政治恢复时士族社会的政治诉求;颜竣、颜师伯则处在南朝皇权专治局势下,其荣辱存亡取决于帝王的意愿.琅邪颜氏家族相关人物的政治活动和处境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晋南朝以来士族门阀政治势力和皇权之间的消长变化.     

李善《文选·咏怀诗注》中的旧注问题

南朝学者颜延之和沈约都曾注释过阮籍的《咏怀诗》,《文选》收录《咏怀》十七首,李善为这组诗作注时,即以颜、沈旧注为基础而稍加补充。按照《文选注》对采用旧注的体例规定,《咏怀》十七首每句文下按颜、沈、李的顺序出注,颜注不题注家,沈注题沈曰,李注题善曰,三家注文条序井然,各不相混。宋人合并李善注和五臣注时,误将不署名注当作善注,在这些注文前都补题善曰。这个错误直接导致了后世对《咏怀诗》颜注面貌的认识混乱。     

六朝刘宋儒学探析——以颜延之、宗炳思想为例

根据六朝刘宋儒学的发展状况,儒学衰微的原因在于自身理论的内在困境。以颜延之、宗炳为代表的思想家面对当时儒学的状况及其困境,探索解决方法,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由此而与儒学守旧者发生激烈的理论冲突。     

论颜延之在阮籍《咏怀》诗接受史上的贡献

在阮籍《咏怀》诗接受史上,南朝宋的颜延之对阮籍其人其诗的评价,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读者,推动了《咏怀》诗的接受。而颜、阮创作与人生境况的相似相通,正是颜对阮其人其诗接受的原因。颜对阮其人其诗的评价已内化为我们民族审美心理的一部分。     

"文取指达"说的千古误解及其思想背景

“文取指达”说是陶渊明身后其诗文获得的第一个重要评价,影响深远。将“文取指达”视作否定性评论不符合《陶徵士诔并序》的总体内容、感情倾向以及陶、颜友谊之实际。“指达”特指玄学家对玄理的感悟、理解、阐释活动,既要求语言简约,更强调传达玄理。颜延之早年深染玄风,深谙玄理,洞察陶渊明其人其诗文与玄学、玄理、玄言诗文的密切关系,“文取指达”说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秘密”。“文取指达”虽揭示了陶诗文辞简约乃至不追求辞藻的特点,却非颜延之强调之重点,亦非批评之态度。“文取指达”被误解事出有因,是南朝玄风消退、尚文之风大炽之结果。从本质上说,“文取指达”的评价及其被误解,反映了陶渊明诗文精神内涵的丰富性。     

略论颜延之《五君咏》对早期咏史诗的变革

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类型，咏史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初步形成并且完成了其早期的发展历史。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以颜延之《五君咏》为标志，班固《咏史》所开创的纪体咏史诗传统被打破，传体咏史诗作为一种全新的咏史诗类型登上诗坛，为咏史诗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五君咏》亦以其精湛的写作技巧和深切的人生关怀，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前此咏史诗或以叙事细碎而致酷不入情，或以情思繁芜而致结构散乱的缺陷，对后世咏史诗的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垂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