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鬼》考

关于《山鬼》 ,旧主要有三种解释 ,一是“山之精怪说” ,二是“鬼、神同意说” ,三是“托鬼言情说”。文章用大量事实指出了旧说之误 ,提出了“山鬼”系“山”之误的观点 ,并提出了山鬼为男性的主张 ,认为《山鬼》篇乃是通过女巫对山神相爱、相思、相怨的表演 ,而达到娱神的目的 ,以求得神灵之护佑。     

论《楚辞》的篇次

《楚辞释文》不是古本《楚辞》的本来面貌。刘向《楚辞》十六卷按照以传释经的体例编篡,屈原的作品为经,祖述屈原的作品为传。从刘向《楚辞》的篇次和编篡体例,可以知道《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屈原赋二十五篇。     

典籍的翻译与研究——《楚辞》几种英译本得失谈

文章以<楚辞>英译为例,讨论中国典籍翻译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指出对典籍缺乏研究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译本的质量,主要表现在1)原文本的多科性、多义性没有被很好传达;2)译本没能反映原文本研究的新成果;3)译者对原文本理解尚有错误.在此基础上,文章认为佛经汉译的经验对中国典籍外译具有参考价值,并对典籍翻译提出了几点建议.     

楚辞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

楚辞丰富的内容给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以深远的影响,从神话传说、仙人、鬼魂到采摘花草果实等方面,后者对前者都有着广泛的继承与发展。     

香港楚辞学著作举隅

五十多年来,香港投身楚辞研究的学者数量甚多。可是,由于时局变化、讯息阻隔、资料散乱,导致其研究成果不显于世。香港代表性的楚辞学著作有:黄华表的《离骚四释》、饶宗颐的《楚辞书录》、林莲仙的《楚辞音韵》、梁简能的《楚辞九歌注笺》、蓝海文的《今本楚辞》等。     

十世纪以前的楚辞传播

战国中后期,秦楚尖锐对立,楚怀王成了被欺诈、被侮辱的悲剧形象,楚人蒙羞,啣恨百年,不忘报仇雪耻。此乃《招魂》、《大招》和以“存君兴国”为主旋律的屈原作品得以传播的社会基础。 '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世相教传 ',汉代人的记叙必有事实依托,但具体细节莫可踪迹。在楚辞文本传承、解说衍生、诵读不辍诸方面,贾谊、刘安、司马迁、刘向、王逸、郭璞、刘杳、刘勰、萧统、智(道)、公孙罗、李善、五臣、王勉、大江匡衡(日本)诸先贤在楚辞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     

论清代的《楚辞》文本传播与接受

在楚辞学史的学术背景下,对清代《楚辞》文本传播大致情况进行了简要描述。从文人接受的角度,以五家《楚辞》文本为重点考察对象,具体分析清代文人在屈原人格精神、楚辞音义主旨及楚辞艺术美学等方面的接受情况,从而体现出清代文人在楚辞接受史上的突出贡献,总结出清代文人楚辞接受在研究重点、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三方面的新特点。     

唐宋词论中的楚辞话语

由于词与楚辞在审美上的共性以及在道德思想上的一些差异,唐宋词论中出现了很多与楚辞有关的话语,这些话语是以《九歌》一宋玉一屈原这样的顺序出现的。这样的出场顺序也反映了词从最开始的民歌状态到抒写艳情再到满篇寄托的演变过程。     

《楚辞小史》论纲

楚辞是从楚国早期原始宗教习俗母体中孕育出来的.<离骚>的创作极有可能是屈原在经历过一系列长时间的巫术降神活动之后,再经过艺术构思写成的.<九章>、<卜居>、<渔父>、<远游>等作品大都出于屈原门生弟子或崇拜者之手.宋玉的<九辩>实现了楚辞主题的转换.其<高唐>、<神女>诸赋则奠定了汉赋散文化的基础.而汉初的郊庙歌辞亦源于汉乐府及其对楚辞的承传.     

“屈原爱民说”质疑

“屈原爱民说”肇始于东汉王逸,其后或大力宣扬,或有所质疑,聚讼至今,未有定论。然经细细考察．实则屈原作品中被当作其“爱民”证据的所有例句无一可靠,而记载屈原生平事迹的古文献中也见不到任何他如何“爱民”的片言只语。相反地,从屈原狷隘孤高的个性及当时完全陷溺于个人悲愤之中的心境进行推想,他也不太可能还有心情去关注与其“美政”理想并无直接关系的民生疾苦。“屈原爱民说”的出现,其实是人们出于对伟大诗人的无比崇敬或是政治宣传目的．在误读屈原作品中的某些诗句并以之作为主要证据的基础上,再通过种种理由并不充分甚至是因果颠倒的联想和臆测．从而有意无意地予以人为拔高增饰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好为圣贤溢美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习惯的影响无疑起着潜在的支配作用．而这对于严肃的学术研究来说显然不是一个好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