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屈原、杜甫文化精神之承变

由于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屈原、杜甫有相同的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 ,但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反差 ,甚至在现实中根本就找不到理想实现的途径 ,结果 ,依前圣的准则所确立的理想和信念并为之献身的生命根基成了一种虚无的存在。屈原因怀疑社会、历史和宇宙自然而著《天问》 ,最后以结束生命的形式来结束无法得到回答的思考和疑问。杜甫没有产生屈原似的彻底的怀疑精神 ,那些“止于忠孝”、“一饭未忘君”的作品却获得了爱国的意义 ,这是杜甫的一种必然的文化选择     

大雁塔文化原型的古今阐释——几组大雁塔诗歌的文本比较

唐代大雁塔是文人士子心目中的圣地,是中国封建社会鼎盛的象征。20世纪80年代,杨炼、韩东借大雁塔来消解和颠覆诗歌的文化历史内涵,具有鲜明的反叛色彩,而后的于坚却对大雁塔顶礼膜拜,从反叛走向回归,使大雁塔成为一种隐喻,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原型意象。     

中韩《三都赋》比较

本文运用平行比较研究法 ,从中韩《三都赋》的写作动机、规模、内容、创作方法和风格五方面进行了比较 ,指出了两篇赋的异同之处及其文学价值。     

愁与醉无醒--杜甫与唐代酒文化

唐代诗人大多好饮,杜甫在继承前人嗜酒狂放的传统之外,将“穷愁”引进原本高雅的酒文化,并赋予“酒”以全新的内涵,他的酒诗以“俗化”、“穷愁”为外在标志,但其精神内核却是阔大疏朗、坚韧深沉的,打破了传统酒文化在疏狂外衣掩盖下的汲汲于个人得失的狭隘,体现了文化承载者自觉的殉道精神。     

白居易元稹对杜甫理解的差异

白居易和元稹在理解杜甫时存在审视标准上的差异.白居易注重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乐府传统,由此推崇杜诗的价值、意义,而忽视其艺术性;元稹注重杜诗新题乐府的新变形式即题与义之间的关系,及其艺术的多样性、丰富性,但不甚注重杜诗的价值追求.     

杜诗抒情的共振原理(上)

杜甫诗的沉郁顿挫风格 ,源于因广博的内容 ,有限的篇幅以及诗人的工力和苦心孤诣之间形成的共振性诗学机制。这种机制具有强大坚韧的组合功能 ,包融了作者的灾难感和忧患意识。在共振显现上 ,首先表现为感情共振 ,其结构多为双情感系统形态。其次 ,情感是诗歌体制组合的纽带和内在动力 ,其旋转方向和形态 ,则受深层的意义支配。同时 ,这种诗学机制 ,与古代诗论中的兴关系密切     

“纪念杜甫诞生130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六届年会”会议综述

为纪念诗圣杜甫诞生1300周年,各地专家学者在古都西安隆重集会。会议议题涉及杜甫的生平和思想与创作、杜诗学、杜诗研究与当下诗词创作、域外杜诗研究、杜甫与长安、杜诗与长安文化等。会议的学术研讨集中体现了以下几大特色：时代气息,文化研究;最新成果,集中展示;命题集中,亮点突出;回归学术,精神传承。     

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论诗标准是"重视所谓''''实''''以及相联系的风格"吗——读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献疑

钱锺书有关中国传统文艺批评论诗标准的推断,依据了一个虚假的隐含前提:众人推崇杜诗都遵守一种标准——重视所谓"实"以及相联系的风格,并进而由此将这一标准推断为整个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论诗标准。这一推断似乎过于简单片面而让人生疑,因为钱氏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和回避了中唐以后文艺批评家在推尊杜诗的标准问题上,实际存有的差异性、冲突性和复杂性。同时,作为一位学贯古今、治学严谨的大学者,他为了证实其上述推断,强调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对诗和画的标准互为对立,在有关严羽和王士祯的论述中,竟然违背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史上的基本事实,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简单偏颇之处。而所有这些,又让人对其文章结论的学术严谨性产生怀疑。     

永嘉乱后京兆杜氏晚渡江左述论

以京兆杜氏晚渡江左的2个房支为研究对象,对其南迁江左的具体时间和寓居地以及他们在江左的发展轨迹进行详细考察。分析认为,他们南迁江左皆在刘裕平关中后,史文所载及学者认定的杜逊房支早随晋元帝过江的说法并不准确。2个房支南渡后,一支寓居彭城、寿阳等地,一支寓居襄阳,并非有学者所认定的皆以襄阳为定居地。既属晚渡,他们在江左以军功自效,多仕武职,分别活跃于刘宋和萧梁之世,但在梁末战乱中遭遇重创,竟至＂杜氏一门覆矣＂。     

肃宗朝政局纷争与李杜的悲剧命运

李白、杜甫是唐代最负盛名的诗人。安史之乱爆发,李杜抱着辅佐明主、救济苍生的崇高理想,追求建功立业、扫平世乱,却因无意之中介入肃宗朝最高权力之争,分别遭到贬谪弃置、牢狱之祸,酿成他们生命的悲剧结局。这件事彻底暴露了封建专制制度摧残人才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