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采异同遂混虚实——论干宝的小说理论与实践

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问世以来,学界咸以为魏晋南北朝小说一如写新闻,并非有意创作。然细阅干宝的生平资料,细阅其《晋纪》、《搜神记序》及《搜神记》却会发现:号曰良史的干宝实爱搜神志怪;在那时就发现小说“难免失实”,划清了与历史散文的界限;其《搜神记》题材采自典籍者多荒诞失实;题材采自现实者实非写实而多虚构。干宝的创作实践了他的小说理论,已开有意为小说之先河,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天龙八部》中的因果之说

《天龙八部》是金庸作品中和佛教关系最紧密的一部小说。金庸通过三位主角引出了芸芸众生相以及纷繁复杂的故事发展,而这一切到最后,全部都是有因可循的。通过分析主角及配角的经历和结局,来揭示《天龙八部》中所体现的因果之说。     

诸神之争的再阐释:一个社会学的结构视角

世俗化及逆世俗化范式的对立其实蕴含着更大的连续性，即如何理解宗教多元主义背后的诸神之争，总的来说，韦伯之后那些解释宗教变迁的理论范式均未突破韦伯对宗教的比较研究范畴，难以在当前复杂而多元的文化环境下为个人提供总体指导，但是二者共同揭露了诸神之争条件下西方宗教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交互作用所促成的理性化的动力机制，即西方宗教维护自身价值理性的方式从中世纪教会主导的政治性垄断过渡到现代性条件下宗教多元主义的市场化竞争。     

“以形写神”说与“天人合一”观

“天人合一”思想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从整体把握宇宙万物,实现人与自然相通相和的精神境界,为古代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的思维模式,是一种成熟的宇宙意识和诗意的人生理想。顾恺之绘画理论和绘画实践的“以形写神”说是从“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出发,将“形”与“神”的范畴加以综合,以人、自然、神灵三者的融合为表征,体合宇宙精神,达到“通天人之际”神人以合的精神境界,从而实现画家的理想人格。     

傩母·地母·人母——民间神灵信仰中的女娲形象

借助女娲形象及相关事象的考察,从中国民间傩戏体系、民间"地母"崇拜、"人祖"信仰民俗三方面入手,研究中国民间神灵信仰的形象寄托。文献和田野互证表明,女娲作为生养人类的伟大祖母的至上地位,理当是中华神话殿堂里先于诸神又高于诸神的始祖神。     

中国早期宗教祭祀及其乐舞对于戏曲形成的影响

中国戏曲的形成与原始鬼神崇拜之间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远古时代图腾礼仪及傩祭中的拟兽类歌舞就蕴含着鲜明的戏剧美因素，与拟兽扮饰表演不同的拟神扮饰表演，包括蜡祭、雩祭、社祭等以及“葛天氏之乐”也带有丰富的音乐舞蹈、装扮表演等戏剧因素。巫觋在此类宗教活动中的地位和行为颇似今天戏剧舞台上的演员，为孕育中的中国戏曲提供了虚拟的装扮性和心理的观赏性这两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远古时代宗教祭祀仪式中孕育出的戏曲萌芽，由于先秦礼仪文化理性精神的发展，并未能进一步演进，虽然荆楚歌舞中戏剧萌芽保存下来，但只能转化为理性文化改造的宫廷祭曲，或保留在少数民族的泛文化宗教习俗之中。     

《大地之神》:生命意义的对话

长篇对话体诗《大地之神》是纪伯伦后期英语文学作品的集大成之作,它通过三位大地之神关于生命意义问题展开的对话,对“意义”消解的现代社会中人类生命存在的神圣性提出了置疑、反思和解答。诗作通过“爱、美、生命”这三个既是具体感性存在、又具有超越性的核心范畴,表达了纪伯伦文学创作中贯穿始终的生命观:生命存在是有意义和具有神圣性的,而生命的意义通过当下感性现实体现出来。这一生命观与纪伯伦身处现代西方语境的生命观具有内在一致性。     

论杨戬与孙悟空的关系

杨戬是神魔小说《封神演义》里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这个人物与孙悟空形象有诸多相似之处,应是借鉴了孙悟空形象的某些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杨戬是在众多二郎神传说基础上塑造出来的一个形象,而二郎神与取经故事里的那只猴子在早期演化过程中就已颇有渊源关系,所以杨戬与孙悟空的相似,也可以说是这个演化过程的自然结果。总之,杨戬形象的塑造体现了《封神演义》作者处理各种先行素材的高超艺术手腕。     

商羊舞的民俗文化探析

“商羊舞”是流传于山东鄄城县一带的风格独特的民间舞蹈。以模仿商羊鸟的屈足动作为主要特点形式,属祭祀求雨舞蹈中的一种,带有浓厚的图腾崇拜意蕴,并伴随着历史的变迁由最初的娱神功能向娱人功能转变。     

《封神演义》对儒家五伦的消解与重构

五伦是儒家伦理规范之根本,明清时代的五伦观念越来越突出等级意识和单向性的绝对要求,日趋异化和不合理,背离了早期的交互性原则。在这一话语背景下,明后期的《封神演义》出现了对五伦的消解,反映了作者对秦汉以来德性伦理异化为政治伦理的不满和反思,表达了对双向性和交互性人伦关系的渴望与价值诉求。但由于种种原因,小说对五伦的消解只是在一定层面上进行,而且基于儒家稳定道德秩序的价值理想,小说在消解的同时又进行着重新建构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