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新史》看费正清的中国观

美国的汉学家对中国的认识是认识中国的视角之一。费正清是公认的美国中国学的创始人,他以历史学家的身份研究中国,并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从而形成了他的中国观。《中国新史》是他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中国观的总结。费氏的中国观具有三个主要特点:以考古学领域发现为佐证,强调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和同一性;以中国历史为背景,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从美中关系的发展出发,强调中国文化的重要性。     

费正清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中的作用和影响

费正清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智囊之一。20世纪40年代,他两度来华通过对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命运、对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和对共产党人的观察、思考,认为国民党政府气数已尽,美国必须调整其对华政策。正是由于费正清等人的远见卓识和极力建议,美国决策层及时地调整了对华政策,从而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     

费正清“夷”字翻译的话语解读

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将"夷"字翻译为barbarian,从此该字在汉语语境中的原来foreign的意义遭到驱逐,体现了英国对清政府施加的强权政治。近100年以后,费正清在书写中国历史时再次使用了这种翻译方式,反映了他思想深处根深蒂固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集体无意识。     

试论费正清对中共革命及社会建设的认识

费正清不仅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史专家,同时也是中共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见证者和记录者。基于自己的切身体验和观察思考,费正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识几经变化：新中国成立前,迷恋与赞赏中共革命;新中国建立初期,拒绝与仇视中共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进入1950年代中后期,对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持不确定与批判的态度;中关关系解冻后,则转变为承认并理解中共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费正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识的嬗变,启示我们必须正确、理性的看待西方学者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评价。     

费正清的中国史观及其中国学研究探析

费正清是美国人审视中国的一扇窗口。基于基督教、马克斯·韦伯、汤因比、年鉴学派等思潮的共同影响,费正清在其研究中从文化的视角来对中国历史发展、西方的侵略,以及中国的现代化进行了研究,形成了费正清中国史观。其著作与理论观点不仅向普通的美国人展示了中国这一文明古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引领美国中国学研究模式的擅变,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美国的对华政策。     

为何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新潮迭出?——再析中外学术兴趣之异同

本文的重点是讨论西方中国学的传承和新潮,侧重分析西方学者如何研究和解释中国的历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学者的中国史研究著作,不断在中国翻译出版,引起了许多注意。一般而言,中国学者对于西方同行层出不穷的新颖观点,颇感兴趣。作者认为,西方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之所以擅长推陈出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虽然研究中国史,但其历史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则常常受到中国史以外领域的启发。二是他们在材料的开发上面,其实还常常受惠于中国学者和出版界,比如中国档案的开放和编辑出版的原始史料等等。换言之,全球化的高歌猛进,使得学术交流比以往更为便利,因而造成了国际中国史学界新潮迭出的现象。     

中国文明有历史吗——中国史研究在西方的缘起、变化及新潮

自18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学者开始研究中国历史,但囿于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他们一般将中国文明与埃及、巴比伦和亚述等已经衰落的文明等量齐观,既否认中国人有历史观念,又否认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他们的研究,突出“历史的西方”与“非历史的东方”的对立。这种状况,一直到二战之后才有所改变。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费正清学派”,便是这一改变的一个标志,突出表现为走出了传统的欧洲汉学,以研究近现代中国为特点。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的新一代中国研究者,进一步努力清除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提倡“从中国发现历史”。这一努力在近年,又由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影响,更有显著的表现。但对中国文明、历史的性质及其优劣的评价,最终还需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