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丽使节“贡赐贸易”探析

金朝与高丽间的使节贸易分为四种类型,即贡赐贸易、私觌贸易、自由贸易和走私贸易。其中,金朝与高丽间的贡赐贸易存在＂三年一大聘＂的规则。同时,金丽两国对贡赐贸易的态度不尽相同。金朝看重的是在贡赐贸易中要始终保持其对高丽的宗主国地位,而高丽更加看重的是其所得的经济利益。在这两种不同态度的影响下,两国交流的内容也必然有所不同。     

高丽时期儒释道三教的发展及相融

在韩国历史上的高丽时期,儒释道三教虽然各有发展,但呈现出很强的交叉发展以及融合的面貌。虽然历代君王实施儒教振兴政策的很多,但是他们几乎都崇尚佛教。民间的文人志士身上也深刻体现了这种三教互相融合的现象。这种融合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根植于韩国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后来的朝鲜王朝,乃至今天的韩国社会。这对我们解决当今多元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大明律》传入朝鲜考

《大明律》传入朝鲜的时间 ,尚无明确的记录可循 ,但据《高丽史》记载 ,《大明律》系于高丽朝末传到朝鲜半岛 ,当时的高丽已认识到施行此律的必要性 ,并在建立朝鲜王朝的太祖李成桂之后 ,全面接受和施行了《大明律》。由于文化的差异 ,《大明律》的传入给朝鲜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和影响     

蒙元对高丽的控制与干涉

公元十三世纪,蒙古民族崛起,中国的政局出现了很大变化。在东征西讨的过程中,蒙古与东邻高丽冲突、战争不断。蒙古在迫使高丽投降以后,与高丽确立藩属关系,结束了长期对立的局面。但高丽在获得和平的同时,又陷入新的尴尬局面。蒙元朝廷通过派遣达鲁花赤、设置征东行省并直接或间接任命行省官属、加强对王族的控制等方式,对高丽事务展开控制与干涉,使高丽丧失部分主权,也给双方的政治关系埋下了不和谐的因素。     

北宋与高丽官方书画交流述论

从北宋建立到南宋初期,宋朝与高丽王氏政权有着十分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其中书画交流是双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的书画交流主要通过两国官方间贡赐贸易、使节往来等途径进行。通过广泛的交流,促进了北宋与高丽两国书画艺术的提高。     

高丽社会、经济、政治及对外关系对女性生活的影响

在社会制度方面,高丽实施科举制、荫叙制、身份制和田柴科等制度,这些制度非常重视家族、亲族等血缘关系,女性作为形成姻戚的媒介受到重视。在经济方面,由于数次遭受外国的入侵,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高丽经济始终没有停止持续发展的势头,女性的劳动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女性在财产关系中处于较高地位。在政治与对外关系方面,高丽政治局势不稳,始终没能建立强有力的王权．女性生活处于动荡和不安之中,但混乱的国内政治局势和频繁的外国入侵使高丽社会有所松动,统治者较少限制女性的生活,因此,女性享有较多的自由和权利。     

试论高丽与中国法制关系之演进——以"华化"与"土俗"之争为中心

高丽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贵族社会,王权微弱。故而在统一之后,高丽并没有创法立制,制度文物多因袭新罗之旧。光宗时期,发动了华化运动,但因触动了贵族集团的根本利益,在推行十几年后归于失败。成宗时,王权与贵族集团达成了妥协,在尊重贵族集团既得利益的基础上,王权才可以较大规模地移植中国制度,但不得不迁就土俗,对唐代制度进行改造和变形。到了文宗时期,又开始移植宋制,出现了华制与土俗混合的现象。在蒙元王朝直接控制的时期,高丽蒙古化、中国化的趋势加快,到了高丽末期,全盘华化的政策终于确立。     

论高丽在刑罚适用上对唐制的变通

以刑罚的适用而论,高丽和唐两朝的重大不同,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情况:唐的刑罚重而高丽轻;唐的刑罚适用标准严而高丽松;高丽对唐的刑罚进行了改造并和其固有的刑罚同时适用;高丽在实践中有一套广泛适用的耻辱刑系统.这些差异的形成首先与两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及因此而制定的相关政策有关;其次,和两国的权力格局及相应的制度安排有关;第三,还和两国的社会结构与身份制度有关;第四,和两国的文化传统与宗教信仰有关.     

元朝与高丽姻亲关系中的人员往来及其文化交流

针对目前学术界对元朝与高丽姻亲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对双方姻亲关系所促进的人员的密切交往的研究还相对薄弱。采用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对双方姻亲关系带动下的人员往来以及伴随其中的文化交流加以探讨,反映了元朝与高丽交往的密切,友好是双方关系的主流。     

试论13世纪后期忽必烈对丽、日政策及其反应

忽必烈对高丽、日本关系,一方面采取蒙古人传统的高压政策,另一方面也运用汉人儒家的天下秩序观来规范与上述二者的关系。日本却以维护它的国际地位,希望与元平起平坐;高丽则试图在二者之间扮演一种调节者的角色,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也与元联合,对日与元统一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