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十年《大明律》考

本文提出了一个过去为明史研究者所忽略的问题,即洪武三十年《大明律》是由四百六十条的律文和一百四十七条的《钦定律浩》两部分组成。作者以充分论据说明,现存《大明律》只是四百六十条律文部分,而《律诰》为后人删去;原来附有《律诰》的《大明律》,比现存《大明律》更加严酷。     

《大明律》与明代礼制以及相关问题

《大明律》的制作修订 ,与以前的律书一样 ,充分体现了依礼制法、以礼入法、以法护礼、以法行礼的原则精神。首先 ,“明礼以导民 ,定律以绳顽”,是明洪武君臣制定《大明律》的宗旨。其次 ,《大明律》“重礼”,亦足以证明古代刑法依据礼制并维护礼制。再次 ,《大明律》及其炮制者与古代律书、礼书有很深的关系。     

试论都察院与明代官方法律知识的控制

有明一代,都察院及其派出机构在监督、考校官员以《大明律》为中心的法律知识方面职责明确。由于《大明律》在明代缺乏标准官方注释,这一职责的落实存在相当的困难。至少从正德末年开始,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都察院及其派出机构在以《大明律》注释为中心的官方法律知识的形成和流通中扮演日渐重要的角色。通过对当时流行的《大明律》私家注释进行评估、选择、整合、重刊,都察院及其派出机构逐渐实现了对官方法律知识的规范化、稳定化,甚至统一化。对百官法律知识进行监督、考校的同时,都察院成为明代官方法律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成为官方法律知识的核心控制机构。     

《金瓶梅传入朝鲜时间考》

《金瓶梅》在１６１１年，即许筠《惺所覆瓿藁》成书时还不可能传入朝鲜；《金瓶梅》传入朝鲜的时间在１７２０年至１７７５年之间；当时传入朝鲜的《金瓶梅》是张竹坡评点本     

朱元璋曾热衷于法律宣传

从明朝开始,在国家的基本法典《大明律》里,就专门设立了“讲读律令”的条文;在《大清律例》中,亦有同样的条文.此外,明太祖还颁行了《大诰》和《教民榜文》等,供人学习和了解.再者,读书人不仅要读《大明律》《大诰》以及《教民榜文》等,而且科举考试也会考到相关法律.最后,在民间社会的乡饮酒礼上,还要宣讲皇帝的“六条”圣谕(语录)和相关法律.     

我国古代官吏选任与监察法律规制及其当代启示与借鉴

我国历代都极为重视官吏选任和监察。从春秋战国的军功爵制到秦汉时期选官察举征辟制度,从《唐六典》、宋《庆元条法事类》到《大明律》和《大清律》,我国古代对选官条件、标准、权限和程序都作了严格法律规制。最早开始于西汉的官吏选任回避制度,是为防止官员徇私而设。我国古代官吏监督制度分布在古代政令法令中,贯穿于官吏行政的各个环节,《周礼》、《秦律》、《唐律》、《大明律》和《大清律》等都对官吏监察进行了严格法律规制。对我国古代官吏选任和监察法律规制进行流变考证,对我国＇-3前公务员法律规制和西方文官选任和监察制度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价值。     

明清小说传入朝鲜的历史过程考略

从历史上看我国的明清时期(1368-1911) ,大体上相当于朝鲜的李朝时期(1398-1910) 这个时期以明清小说为主的我国古典小说大量传入了朝鲜。据初步考察,当时传入朝鲜的我国作品中有:《三国演义》、《残唐五代演义》、《平妖传》、《楚汉演义》、《隋唐演义》、《五代演义》、《唐演义》、《两汉演义》、《北宋演义》、《开辟演义》、《唐晋演义》,《西周演义》,《列国志》、《东周列国志》、《水浒传》、《孙庞演     

清代朝鲜士人与来华西方传教士的交往

近年来城外汉籍,特别是与朝鲜有关的《韩国文集丛刊》《燕行录全集》等史料的整理出版,为研究明清时期中朝士人的交往与天主教如何由中国通过入华朝贡的朝鲜使臣传入朝鲜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本文试图从《朝鲜王朝实录》等官撰史书及时人的文集入手,梳理出西学、西教传播至朝鲜半岛的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特殊性,朝鲜半岛的西学、西教不是由传教士传入,而是由来华使臣带回并生根发展的.     

李朝《昭明文选》接受考述

《朝鲜王朝实录》真实记录了朝鲜王朝自1392年建国至1910年灭亡绵延五百年的史实,是研究朝鲜与东亚各国历史及关系的基础资料。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文选》传入古代朝鲜半岛后,引起了朝鲜文臣们的高度重视,他们大力推荐《文选》,一度欲将《文选》引入李朝的科举考试科目,这些在《实录》中都有体现。《文选》对李朝时期的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朝鲜王朝实录》所见资料可以窥见《文选》在朝鲜李朝时期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论中国古代亲属为人杀私和罪

亲属为人杀私和罪初见于《唐律疏议》,其后的《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中都有相应的规定。私和的本质是通过经济赔偿代替血亲复仇的纠纷解决机制,它是人类法制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却与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所尊奉的儒家伦理道德要求完全无法共存。私和罪的确立就是统治者为加强国家的司法管辖权结合儒家伦理道德的要求,对私和现象做出的制度回应。该罪名确立后,其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大明律》减轻了其法定刑;《大清律例》在加重常人私和、卑幼私和的法定刑的同时减轻尊长私和、卑幼行求的法定刑。在《后唐书》《刑案汇览》中有私和罪相关案例,明清小说中也有相关故事可以反映该罪名在中国古代的司法实践情况及人们对它的认识观念。     

朝鲜对中国儒学的接受——以栗谷李珥的《圣学辑要》为中心

高丽末期,从中国传入的朱子学成为在朝鲜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对朝鲜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可称为帝王学标本的《大学》在以多样形态发展的过程中,被朝鲜的政治指导者视为教材。朝鲜时代的学者栗谷撰述的圣学教科书《圣学辑要》对《大学》进行再解释和学问上的发展。《圣学辑要》以《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为基础,分为"修己"、"正家"和"为政",包含更广泛的内容。《大学》所体现的单纯层次的修己治人,被发展为非常具体的政治和人生的实践指南。尤其是把具有模糊意义的儒教理念表现为实际人生的现实,使朝鲜儒教得以体系化。这就体现了所谓以"正"为核心的政治,追求持续性人生的矫正教育。     

杜牧诗文在朝鲜半岛的流传及其影响——以李奎报为例

新罗末期高丽初期,朝鲜派遣了大量留唐学生,他们和出访的朝鲜使臣、使节与中国晚唐文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最负盛名的杜牧也因此在朝鲜古代文坛中备受瞩目,其诗文在罗末丽初时期就已经流传到了朝鲜。根据掌握的史料来看,在文学主张、文学创作和创作手法三个主要方面,杜牧对李奎报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论高丽在刑罚适用上对唐制的变通

以刑罚的适用而论,高丽和唐两朝的重大不同,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情况:唐的刑罚重而高丽轻;唐的刑罚适用标准严而高丽松;高丽对唐的刑罚进行了改造并和其固有的刑罚同时适用;高丽在实践中有一套广泛适用的耻辱刑系统.这些差异的形成首先与两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及因此而制定的相关政策有关;其次,和两国的权力格局及相应的制度安排有关;第三,还和两国的社会结构与身份制度有关;第四,和两国的文化传统与宗教信仰有关.     

明朝对李氏朝鲜的冠服给赐

明朝对李氏朝鲜的冠服给赐是明朝对朝鲜外交礼仪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历代冠服给赐制度的继承与发展。明朝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以及朝鲜的实际情况对不同人员赐以不同品级的冠服,并将冠服给赐与对朝鲜王室的册封相结合,展示了明朝与朝鲜之间的朝贡藩属关系,反映了明朝的等级尊卑观念与制度,是明朝朝贡体制的一个重要象征。     

丽元通婚外交研究

13世纪60年代,丽元和平关系建立后,元朝意欲不战而得高丽一国,致使丽元外交交锋不断.1269年,高丽向蒙古提出王室联姻的请求.元朝联姻王室之余,又向高丽提出贡女要求.高丽遂以尚公主与贡女为主要方式,与元朝皇亲国戚及政要显贵互通婚姻.丽元之间的通婚关系具有人数众多、涉及面广、历时悠久、意义重大等特点.丽元皆试图利用通婚之举,影响甚至左右两国关系,使其具备外交性质.事实上,引人瞩目的丽元通婚外交的确对两国政治关系和平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吴明济《朝鲜诗选》的文学价值简

明清时期,出现了多种由中国文人编选的韩国古代汉诗选集,明代文人吴明济编选的《朝鲜诗选》则是其中的第一部。《朝鲜诗选》收录了统一新罗至朝鲜宣祖时期的各体汉诗340首,体裁多样,内涵丰富。由于中国与朝鲜半岛同属于汉文化圈,文学关系密切、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而《朝鲜诗选》编选于明抗倭援朝的特定时期,是明朝与朝鲜时期文人通力合作的产物。因此,《朝鲜诗选》体现了中、韩古代诗歌及文化的交流与关联,同时为韩国古代汉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它的刊印也促进了韩国古代汉诗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从而使这部诗选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论韩国“和陶诗”与“和陶辞”的“朝鲜风”简

韩国古代文人从高丽朝开始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与“和陶辞”,一代代韩国文人试图从陶渊明那里发掘人生所需的某些文化品质,或是精神力量,或是艺术风格。在“和陶诗”与“和陶辞”创作中的具体表现是对民族历史的真实反映与民族情感的自然流露,以及诗歌呈现方式上主题的直白表露与接受过程中诗性意象的取舍。这种表现本质上起到了树立其民族意识的功用,也是一个把影响逐渐转化为“朝鲜风”的消融过程。     

朝鲜使臣所见的明天启社会——以洪翼汉《华浦先生朝天航海录》为中心

朝鲜使臣作为朝鲜士大夫的一个群体,他们对明代社会的观察与思考至明中叶发生了明显变化。尤其是朝鲜朱子学逐渐深入,使得朝鲜"小中华"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与明前期相比,朝鲜使臣开始以从中华学到的价值观念为武器,用批评的眼光来观察思考明代社会。他们通过对明代社会观察与思考,既希望朝鲜王朝引为前车之鉴,更期待着由朝鲜来实现真正的"中华",反映出朝鲜作为东亚的主要朝贡国对自身在东亚国际关系体系中所处地位的关注。     

朝鲜文人词之先声——金克己词论析

金克己是朝鲜高丽朝著名文人,也是朝鲜高丽朝词史上有特殊意义的词人。从保存下来的他的四篇作品来看,他不但是把词从朝鲜宫廷引入到文人圈的第一人,还是朝鲜词山水传统的发起人之一,他的词作,反映了朝鲜文人初学作词的一些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