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翻译中的非文本因素——以《吉檀迦利》冰心译本为例

《吉檀迦利》是泰戈尔诗歌创作的高峰.在中国,它曾在不同时期被不同译者多次翻译成汉语.研究中借用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中非文本因素思想,对文学翻译中的主要非文本因素进行划分,据此分析和讨论《吉檀迦利》冰心译本,论证非文本因素在《吉檀迦利》冰心译本产生的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从译者改写行为看葛浩文《狼图腾》英译(英文)

翻译必称"信、达、雅",这一理论导致中国的翻译一直停留在字、词、句的斟酌对应层面上,完全忽略了读者的感受与认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理论在中国逐渐获得一席之地,这也为译者对原作进行适当改写提供了理论依据。以《狼图腾》的翻译为例,译者对原作的改写使得该作品中蕴含的中国文化及蒙古文化迅速被西方世界接受,为中国的文学输出开辟了另一条道路。     

改写理论视角下葛浩文英译《沉重的翅膀》译者主体性研究

改写理论视角下,翻译是一种改写,译者受到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制约。通过分析葛浩文翻译的《沉重的翅膀》在以上三种因素制约下对原文的改写,总结出葛浩文发挥译者主体性的特点,进而发掘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在改写理论视角下可操作的维度。     

关于“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若干思考

自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 “重写文学史”这一说法第一次被明确提出，遂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活动的核心面向之一。但笔者认为，如果仅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重写文学史”是远远不够的，它不只是80年代产生轰动效应的文学事件，更是自现代文学产生以来就贯穿整个文学史而无法抗拒的历史思想潮流。广义而言，“重写文学史”一直是文学建设者们或隐或显的文学思想诉求，或被动或自觉的文学参与姿态。它在80年代被正式赋予了学术的内涵，但却上可追溯至现代文学的源头，下可延伸至不断发展的当今文坛，既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孕育下新生，也从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中汲取力量而发展。只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认识“重写文学史”这一问题，才能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文学发展的挑战，以更客观的立场审视文学发展的调整，也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发生发展的理解。     

权力意识操控下的翻译活动及启示——以建国初期十七年中国翻译活动为例

翻译活动是受意识形态及赞助人等权力操控下的一种社会活动。借助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及勒弗菲尔的改写理论从历史实证角度探讨建国初期十七年新中国翻译活动的过程及其制约因素,旨在揭示这一阶段中国翻译活动的基本特点,为新时期翻译活动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些引资借鉴。     

勒菲弗尔和德里达翻译改写论对比

传统的翻译活动一直被看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认为翻译要忠实于原文。本文从翻译的改写观出发,将勒菲弗尔和德里达的改写理论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勒菲弗尔和德里达分别从文化转换和解构主义视角提出了翻译的改写观,二者的观点既有联系又存在差别：勒菲弗尔将翻译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强调历史意识和文化观点,认为翻译即改写,受译者或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支配;而德里达认为翻译即＂异延＂,任何文本没有确定性和单义性,任何翻译都是一种播撒、增补、嫁接和改写。     

从文化视角看诗歌意象的传译

诗歌是一国语言的精华,是一种文化的结晶。诗歌翻译是不同民族间深层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诗即意象,译诗即译意象。本文试图从文化视角,通过移植和改写两种方式来对诗歌意象成功传译的例子进行剖析,意在说明怎样更好地传达原诗的文化意象,最大限度地减少诗歌翻译中的文化走失。     

文学翻译中受控于非文本因素的策略性误译探索——基于改写理论

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突破了传统翻译理论的束缚,将翻译纳入系统的、动态的功能研究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以改写理论为指导,分别从意识形态、诗学形态、读者期待、赞助人要求和译者动机5个方面探讨分析非文本因素对文学翻译过程的无形操控,及由此导致的译者的策略性误译。     

西方哲学史研究中的三个神话

在我国哲学界 ,“重写西方哲学史”已经成为一个时髦的口号。笔者认为 ,“重写”具有两种不同的形式 :一种是“无效的重写” ,即只是引入一些新术语 ,但并不触动传统的哲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 ,这类重写注重的只是外在的形式 ,因而注定是无效的 ;另一种是“有效的重写” ,即通过对传统的哲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的批评性反思 ,确立起新的哲学和哲学史观念 ,从而对西方哲学史进行实质性的重写。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 ,就要先行地清除长期以来主宰着西方哲学研究的三个神话———单线性神话、客观性神话和内在逻辑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