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西藏的几次现代化尝试

近代西藏可谓是多事之秋。外临帝国主义列强的步步侵略 ,内困于各种政治宗教势力的争权夺利。西藏一方面要适应 2 0世纪日新月异的国际国内形势 ,变革图强 ;一方面又面临着各种保守势力 ,特别是宗教寺院集团的种种阻碍。在两者的夹缝中 ,西藏力图紧跟时代的步伐 ,进行了几次现代化尝试。本文就几次现代化的基本情况、作用及失败原因等作些探讨 ,以求对当今西藏社会的现代化有所借鉴。     

论18世纪后期英国对中国西藏的渗透政策及其破产

在18世纪后期,英国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对我国西藏实行以建立直接交往关系为主的渗透政策。由于喜玛拉雅地区各国在历史上同我国西藏形成的密切关系及其在地缘政治上的屏障作用,英国在这一地区的扩张活动同它建立印藏直接交往的尝试一样,都是其对藏渗透政策的组成部分。英国在廓尔喀侵藏战争中的卑劣表演最终导致了其对藏渗透政策的彻底破产。     

近代中尼关系中我国西藏因素之历史、影响与思考

尼泊尔虽是小国,但其在20世纪对中国的影响不可小觑,特别是中尼之间的我国西藏因素的历史演变值得人们注意。自古以来,中尼两国就是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的友善近邻,然而随着尼泊尔被英国控制,两国关系发展难见往昔,一些包括官吏、军人等在内的尼泊尔人在英国侵藏过程中充当了不光彩的马前卒角色。他们不仅充当英国侵藏的情报员、说客、中间人,甚至甘为英军冲锋陷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尼泊尔驻拉萨代表,其骗取了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的信任,大肆为英服务。20世纪后半期,尼泊尔又扮演了在西藏事务上的一个制衡角色。小国不小,尼泊尔是中国必须争取和精心维护的战略周边国家之一。     

找回集体:西藏治理深度贫困的经验与启示

既有关于贫困治理的研究或从某一视角出发,或是针对一般性的贫困问题。 通过对典型的整体性深度贫困地区西藏自治区的实地调研,文章认为深度贫困不同于一般性贫困,是个体贫困与社区贫困交织、外在贫困和内在贫困扭结的多维贫困综合体,构建了深度贫困治理的四维图式,分析了深度贫困在两个维度上四种具体表现类型,指出治理深度贫困的有效策略是在整合型贫困治理框架之下发展集体合作经营。     

姚莹《康輶纪行》对《卫藏图识》资料的重视与利用

姚莹《康輶纪行》是一部主要记今西藏及川西高原藏区史地及文化、民俗的著作。康藏之行及撰《康輶纪行》时，姚莹参考了《卫藏图识》等几部清代早期西藏地方志，从《卫藏图识》之《图考》上、下，《识略》上、下及《藏语》等卷中摘引了大量资料。姚莹重视《卫藏图识》的资料有迫切希望较深入地多方面了解西藏的原因。《康輶纪行》对《卫藏图识》资料的利用不仅量大，并具有利用其资料十分全面但又有重点等四个特点。姚莹对《卫藏图识》及资料价值的重视，说明《卫藏图识》修纂有特点，内容也显丰富，已是清代西藏地方志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民主改革以来西藏就业发展历程

作为民生之本的就业是反映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民主改革60年来，西藏人口增长，劳动力数量持续增加，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就业结构日臻优化，劳动力的流动性不断提高。劳动力市场机制从无到有，并逐渐完善，城镇失业率保持低位。大学生就业从“统包统分”到“双向选择、自主择业”，通过多种措施并举和多种渠道并行的就业引导，实现了高比率的大学生就业。通过免费职业技能培训、打造劳务品牌、提高转移就业的组织化程度和优化进城务工环境等措施有效实现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西藏就业60年的发展历程反映了西藏社会的不断进步，也承载着西藏发展的巨大动力。     

从“藏地三部曲”看西藏故事的西藏化趋向简

范稳的“藏地三部曲”是一片释、耶、爱熔铸成的人间净土。这种“奇观”式的写作呈现出一个被强加了“西藏性”的西藏，而生产和消费“奇观”的代价是将西藏特例化、工艺品化，从而使我们错失了真实的西藏。     

多弥史钩沉

多弥 ,为隋唐时期汉文文献史籍记载的西北民族之一。《新唐书·西域传下》记其为西羌 ,滨犁牛河 (今青海通天河 ) ,“役属吐蕃 ,号难磨 (Nam mo)”。本文据此 ,认为“难磨”即藏文文献中所记之“南”(Nam)国或南部族 ,源于汉代以来西羌中的“卑”等羌 (以上前人均有论述 )。南部族在古藏文文献中往往与吐蕃原始六族中的“董”(sDong)族联系在一起 ,故多弥可还原为“董弥”(sDongmi,即董人之意 )。此名可能为其他族人对其的称呼 ,“南”为吐蕃人对其的称呼。另外 ,吐蕃征服“南国” ,约在唐贞观六年至显庆元年 ( 63 2— 65 6)之间。后为吐蕃“四方面王”之一 (《贤者喜宴》)、与吐蕃赞普通婚和结盟的大家族那囊氏 (sNa nam)应为南部族首领或大家族之一。唐安史之乱后 ,吐蕃曾征调南部至西域一带防戍 ,故 2 0世纪以来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中有“南茹”、“南茹巴”的记载。唐末至五代 ,汉藏文书所记之“南山”、“南波”等 ,其中杂有“南”部族 ,故其所以得名 ,除因其居地在“南山”(今祁连山 )外 ,还有其民族构成中有“南”部族的缘故。     

西藏语言政策的变迁

本文结合国外一些国家的少数民族语言政策 ,介绍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对西藏语言政策制定的影响 ,描述了西藏语言政策形成和变迁的轨迹     

宋、金时期安多藏族部落包家族考述

宋、金时期,安多藏族中有一支著名的吐蕃汉姓部落“包家族”,其来源是吐蕃化的汉姓丁家,最初居地在秦州宁远砦北,后迁徙于熙、河、洮、岷等地,并从此世居此地,其家族成员有宋代的包约、包顺、包诚及金朝的包长寿、包世显等。包家族归附宋、金王朝后,始终效力于宋、金王朝,与宋、金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