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包干制”的制度建构与实践路径——基于黔西南B镇的案例分析

当前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节点，为迅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和实现贫困治理目标，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超常规的治理手段来应对深度贫困问题。基于黔西南B镇的治理实践，考察“扶贫包干制”在深度贫困治理中的实践路径及其后果，发现在“扶贫包干制”中，地方党委通过政治动员将脱贫攻坚转变成政治任务，通过制度嵌入和精英下沉的方式实现制度重组与资源整合，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扶贫任务，实现贫困治理目标。“扶贫包干制”在深度贫困治理中的实践后果便是进一步强化了政治与行政的有机结合，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扶贫包干制”能够快速实现贫困治理目标，在应对“极贫乡镇”的贫困治理时具有优势。但是，从长远来看，“扶贫包干制”所具有的临时性和阶段性等特点，消解了地方组织的公共性，并非一种长效的贫困治理机制。     

深度贫困脱贫地区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问题及对策

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之后,我国进入了相对贫困治理时代。深度贫困脱贫地区是我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与关键,而其内生动力,则至关重要。深度贫困脱贫地区曾经历了持续长期绝对贫困,贫困亚文化机制形成并在脱贫后延续作用;深度贫困脱贫地区仍普遍存在集中连片相对贫困,贫困的邻里效应机制明显且强大;深度贫困脱贫地区长期受援被照顾,受益依赖机制程度不同存在与作用。通过突出劳动导向的预防返贫政策、消解贫困亚文化的负面影响、促进激发相对贫困户健康的家庭动力等措施,可有效提升深度贫困脱贫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深度贫困生成逻辑与贫困陷阱跨越路径——习近平关于深度贫困问题重要论述的启示

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深度贫困问题重要论述,基于“人业地”综合贫困分析范式,阐释深度贫困与贫困陷阱的生成逻辑,进而提出贫困陷阱跨越的路径。研究认为：深度贫困是“人”的贫困转化及群体间互移、“业”的封闭与锁定、“地”的弱势累积以及“人业地”互构耦合的结果;深度贫困再生累积导致主体性、经济性和空间性贫困陷阱形成,三种陷阱叠加强化则最终形成“低水平生存性均衡”贫困陷阱。要攻克深度贫困、跨越贫困陷阱需要实施“超常之力”干预,即采取权能强化、市场重构、空间优化等强力干预措施及相互配合的综合性治理手段。     

后脱贫攻坚时代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构建

2020年后,中国迈入一个由消除绝对贫困向解决相对贫困转变的新阶段。后脱贫攻坚时代,相对贫困依旧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相对贫困治理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困治理工作的重心,探索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势在必行。该文在对2020年后贫困治理主要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研究发现,解决相对贫困将比消除绝对贫困更为复杂,遇到问题更多,持续时间更长,必须要建立包括相对贫困动态识别检测机制、自主发展能力建设机制、特色产业培育发展机制、兜底保障分类帮扶机制在内的"四维一体"长效机制,不断完备中国特色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制度供给。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视域下相对贫困治理研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四个全面”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也表明尽管消除了绝对贫困,但是相对贫困问题依然存在。相对贫困治理是以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石。对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和现实难点,相对贫困治理的路径应为:一是创新贫困治理的体制机制,建立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化的对接机制、相对贫困的认定标准和识别体系、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对标机制;二是坚持内扶与外扶协同联动,建立一体化“扶智”体系,在乡村合作社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增强其获得感,破解“等靠要”意识,强化内扶的动力之源;三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相对贫困群体的就业培训体系和创业支撑体系,为相对贫困群体提供可持续发展保障。     

开放包容:新中国70年贫困治理的经验和逻辑

开放包容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也是我国贫困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的中国经验。梳理国内外关于贫困的定义和认识,"开放包容"是实施贫困治理的必然要求;分析国内外减贫形势,"开放包容"是全球贫困治理的现实需要。新中国70年的贫困治理形成了开放包容的贫困治理体系:发展是硬道理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治理理念、政府主导和多元参与的治理主体、改革开放和包容发展协同的治理方式、自身发展与促进世界减贫相统一的治理目标。其蕴含着的深刻逻辑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推动包容发展是贫困治理的根本前提,对外开放带动农村生产要素配置优化是贫困治理的必要条件,提升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是贫困治理中开放包容的核心目标。展望未来,进一步丰富完善贫困治理的开放包容经验,需要建设贫困地区开放经济,挖掘贫困治理动能;推进贫困地区共享发展,完善贫困治理体系;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提升贫困治理质效。     

老年群体数字贫困治理：政府责任与实现策略

随着数字技术与社会体系的深度融合,老年群体正在面临各种数字融入难题,遭遇新的数字贫困问题,具体表现为数字接入贫困、技术运用贫困和信息素养贫困。老年群体数字贫困治理已经成为极为迫切的议题。从政府责任视角来看,老年群体数字贫困治理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角色缺位、不作为和乱作为等"责任漂移"现象,概括为制度设计滞后和政策回应不足两个方面。为此,需要进一步强调老年群体数字贫困治理中的政府责任,从理论依据、治理困境、责任定位三个层面理清政府的履责逻辑,明晰政府在制度体系设计、公共服务兜底、社会权利保障中的具体责任。老年群体数字贫困的有效治理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开展:优化服务方式,坚持数字时代的人本理念;强化财政支持,助力数字福利均等共享;完善法律规范,编织数字权利保护网络;构建长效机制,确保治理行动持续深入;联动多元主体,整合数字贫困治理力量。     

新型贫困的主要类型、成因及治理对策

实施精准扶贫,新型贫困不容小觑。知识贫困、精神贫困、隐形贫困、代际贫困是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的4种新型贫困。贫困治理的四重属性、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扶贫制度体系不畅是其三个层面的原因。亟需以精准扶贫成效为目标,不断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与实践;以优化扶贫资源为关键,构建具有多元主体参与的扶贫格局;以完善扶贫制度为保障,构建中国特色的扶贫制度体系来寻求新型贫困问题的治理之道。     

建党100年的技术变迁与贫困治理

自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消灭剥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为执政的重要指向,持续进行了多个阶段的反贫困治理,并取得了彪炳史册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技术的推动比较关键.回顾过往,技术变迁与贫困治理的耦合,经历了基于农业技术的广义化贫困治理、基于信息技术的规范化贫困治理、基于智能技术的精准化贫困治理三个阶段.这些技术在提升贫困治理效率的同时,也重塑了贫困治理关系,使贫困治理主体由一元向多元、贫困治理对象由瞄不准向精准、贫困治理手段由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贫困治理结构由金字塔向扁平化转变.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阶段,建党100年积累的贫困治理技术与经验仍大有可为,仍然需要持续利用新技术来完善返贫动态监测与帮扶机制、进行扶贫资产管理、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     

从体制区隔走向协同治理：兰考精准脱贫的实践与思考

2017年3月,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评估及河南省政府批准,兰考县正式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正式从脱贫攻坚阶段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阶段。兰考之问——“兰考是如何脱贫的”、“兰考经验是否可复制”,迫切需求答案。贫困治理属于国家治理的一个领域,其理念与手段深受国家治理理念转变的影响,同时也借鉴、改造与创新其他领域问题治理的探索实践。文章在回顾贫困治理理论与中国贫困治理实践的基础上,反思传统扶贫方式的缺陷与不足,梳理“十八大”以来的贫困治理新思路,总结提炼兰考精准脱贫样本的经验。兰考脱贫故事发生在中国整体性国家贫困治理理念与制度创新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找到了制约传统贫困治理方式存在问题的深层次因素,在政府部门关系与层级关系、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方面有所突破,在贫困治理机制上有所创新,是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区治理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有机结合的产物。     

深度贫困地区持续减贫长效机制研究——基于可行能力视角

深度贫困地区多位于地势复杂的偏远地区,远离城市和经济增长点的辐射,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薄弱,在脱贫攻坚决胜阶段的新形势下仍是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基于可行能力视角,从自然环境、社会因素和个体层面三个方面分析了深度贫困地区致贫机理,并基于贫困陷阱的生成机制理论解释可行能力提升对长效减贫的作用,并从如何加强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产业带动作用、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提高贫困治理的精准度等方面探索构建持续减贫长效机制。     

能力视域下相对贫困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

厘定生成逻辑既是相对贫困治理策略空间选择的目标靶向，也是加快形成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前置基础。新发展阶段赋予相对贫困新的时代内涵，文章基于能力情境透视相对贫困的形成机理及治理路径，从家庭资本禀赋匮乏、权利与机会缺失和韧性能力阙如三维视角尝试性解构相对贫困的生成逻辑，探索性回答相对贫困的比较性、多维性、发展性、动态变化性等内在特质。以此为逻辑延续和脉络基点，从内外因素综合制约、识别困难及治理复杂等角度审视相对贫困群体能力的提升困境，继而从全方位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赋权增能”弥合能力鸿沟、多元力量共筑韧性网络体系及强化能力培育与再造长效机制四重维度形塑相对贫困群体的能力提升路径，以期在相对贫困群体能力锻铸过程中梯度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五个一批”精准扶贫思想视阈下多维贫困治理研究

贫困的多维性决定了贫困治理主体和治理手段的多元化。精准扶贫思想通过“五个一批”的制度设计,实现了扶贫项目安排的精准化,并验证了多维贫困治理理论的正确性。在分析验证“五个一批”扶贫思想建构于多维贫困理论、环境决定论、治理理论及内源性发展理论等基础之上,体现了公共政策的精准性和靶向性,具有理论高度,同时又完全符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在河南兰考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案例中,“五个一批”精准扶贫思想与微观情景变量进行了有效结合,实现了公共政策产出绩效的最大化,助推了兰考县脱贫摘帽目标的实现。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背景下的相对贫困治理

中国在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以后,进入了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时期,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相对贫困治理具有重要作用.相对贫困的发生机制、分布和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不同于绝对贫困,相对贫困的治理目标也不同于绝对贫困治理,因此需要建立新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相对贫困的治理机制是一个逐步探索和完善的过程.在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两步走战略中,要精准识别导致相对贫困的原因,特别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通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缓解相对贫困,建立兼顾发展起点、发展过程和发展结果公平的共同富裕社会.     

新时代贫困治理的预设图景及国外经验借鉴

贫困治理是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动力,进入新时代我国贫困治理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亟待探寻一种新思路。以质性研究与文献比较研究法阐述了国内外贫困治理理论与治理实践样本,并对国内贫困治理的现实困境进行了思路解析。研究发现,国内贫困治理的现实问题已经超越单一学科的研究界限,针对预设图景的解析对于新时代我国跨区域贫困治理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国内贫困治理亦需要国外贫困治理样本经验的多维解析。基于此分析,建议宏观层面要借鉴并总结西方国家贫困治理中"分析单位"与"解析模式"的有效经验启示;中观层面要逐步推进共享机制、整体性治理框架与大数据思维等预设图景由理论研究转向实践领域;微观层面要强化个体行为认知与精神扶贫的统一性。     

贫困治理机制转型北大核心CSSCI

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农村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并将在2020年底实现现有标准下全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与此同时,中国也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在此背景下,贫困逐渐呈现出新的特征,绝对贫困问题将被相对贫困问题替代,发达地区的贫困问题会日益突出,贫困呈现出群体性特征,且贫困不仅是收入问题,更表现为社会排斥和阶层固化。相对贫困治理的目标在于防止脆弱人群陷入贫困、缩小社会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为此,中国的贫困治理机制要实现两个转变,即从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治理、从超常规转变为常规的贫困治理,而转变的核心是从聚焦贫困地区逐步转变为聚焦贫困人群。     

深度贫困地区相对贫困的空间差异与影响因素--基于西藏和四省涉藏县域的实证研究

从自然、经济、社会维度对西藏和四省涉藏县域的相对贫困进行测算,并结合GIS分析功能以及地理探测器对其空间差异进行了深层次分析。结果表明:相对贫困度差异较大,相对贫困程度较深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西藏。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性和集聚特征,相对贫困度相近的县域在空间中存在集聚现象。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是西藏和四省涉藏县域相对贫困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数、普通中学在校生、第一产业增加值、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是西藏和四省涉藏县域相对贫困分异的主导因子,并且其中两个因子的交互作用要明显大于单因子的作用,交互作用类型以双因子增强型和非线性增强型为主。基于上述结论,得出缓解相对贫困的政策启示,以进一步促进深度贫困地区协调发展。     

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基础与理论诠释

2020年11月,中国取得了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的奇迹。巨大减贫成效在于构建了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体系,即党领导下摆脱贫困的坚强政治意愿与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大扶贫战略体制下系统优化的贫困治理格局、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助推农业经营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同时,形成了持续有效的要素投入,完善的制度设计与实施,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瞄准机制,退出机制和志智双扶机制的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此外,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理论和传统贫困治理理论。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具有不忘初心、始终致力贫困治理,持续良性改革、带动经济发展、推动贫困治理,政府开发式扶贫、“外部输血”和“内部造血”相结合,集中力量办大事、降低协商成本和多方主体积极主动参与贫困治理的优势。新时期,总结中国特色贫困治理成效对相对贫困缓解以及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会资本与贫困治理——基于广州市F街的研究

社会资本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投资社会资本成为全球贫困治理的一个重要战略。但在我国,社会资本在扶贫开发中的作用并未引起足够关注。以广州市F街为例,分析了社会资本的生发形式及其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通过发展政府、企业和第三部门三方合作,共同参与贫困治理,可以促进贫困社群社会资本尤其是桥接型社会资本的发展。社会资本具有重要的福利效应,它增强了贫困人口的社会联系,提升了其参与经济、融入社会的能力。     

民间组织参与我国贫困治理的角色及行动策略

民间组织是参与贫困治理的重要社会力量。在我国扶贫开发进程中,民间组织在贫困治理中扮演了扶贫资源有益补充、践行微观贫困治理理念/技术、专业扶贫服务供给等多种角色。民间组织的贫困治理行动是民间组织汲取各类资源并将其传递到扶贫对象的过程。在大扶贫格局中,民间组织扶贫资源汲取已由传统的社会领域延伸至政府部门和市场领域,形成了慈善捐助、政府购买扶贫服务、市场化运作（社会企业）等多种扶贫资源汲取策略。相应的,主要形成了项目机制、市场机制两种扶贫资源传递策略。项目机制的运用表明了民间组织在分化发展的过程中扶贫资源传递的整合,以及民间组织与政府部门协同推进贫困治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市场机制（社会企业）是民间组织扶贫行动的策略创新,对民间组织独立实施贫困治理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