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的路径选择

西藏是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如期完成脱贫攻坚面临着任务重、成本高、难度大等诸多挑战,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本文对西藏全域和不同区域的贫困程度进行比较,昌都、日喀则和那曲是深度贫困的三大主战场,通过多维贫困分析深度贫困区域及其在脱贫时序进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深度贫困地区的致贫原因进行机理分析,为脱贫攻坚明确"靶向"。进而提出:遵循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推进深度贫困地区扶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精准施策解决突出制约问题,提高脱贫的质量和效益,构建深度贫困群体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到2020年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关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思考

脱贫攻坚是贫困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推进乡村振兴也有利于从根上改变贫困地区的面貌和促进贫困地区的发展.在乡村振兴的起始阶段,如何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建立可持续脱贫的长效机制意义深远.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应在战略、责任、政策、工作四个层面有效衔接,要重视战略部署和规划,坚持将"精准"思维同时贯穿两个战略,充分吸纳脱贫攻坚中具有实效的体制机制,政策上要做好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扶贫减贫"与"惠农支农"的衔接;在工作上全力推进产业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加大农村基础设施、人才队伍、乡风文明建设,以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脱贫攻坚夯实乡村振兴的基础.     

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成效、经验与挑战

民族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在2018～2019年的脱贫攻坚实践中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取得决定性成效,为2020年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奠定了扎实基础。文章通过梳理和阐释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方法与措施,归纳和总结了民族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在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国家制度作用、重点扶贫方向推进、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机制体制完善、具体方法措施创新四方面的成功经验。在分析民族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艰巨性的同时,还探讨了扶贫政策后续调整、自我发展能力养成、教育基础薄弱等亟待解决的现实挑战和难题。最后,在宏观政策、干部队伍和贫困群体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测度与反贫困路径探析

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不仅是我国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难点和焦点,也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对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和多维贫困的准确测度是有效攻克贫困、实现脱贫攻坚任务的重要环节。基于秦巴山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区1325份农户家庭微观调查数据,运用A F指数和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法对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发现深度贫困地区存在明显的交叉性与多维性贫困,致贫原因亦复杂多样。依据测算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深度贫困地区的反贫困路径：加强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深度贫困区生活条件;积极发展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提升深度贫困区人力资本水平;完善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健康网络,强化深度贫困区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完善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确实做到社保兜底;促进深度贫困地区劳动力流动,拓宽深度贫困区农村居民收入渠道;重视深度贫困地区综合发展,有计划地推进深度贫困区乡村振兴。     

精准扶贫与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

从历史的长时段视角来看,“精准扶贫”是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因应新时期减贫形势变动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代呼唤”所做出的战略调整,也是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提升的过程。其突出特点在于以“减贫大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政府、市场、社会三种机制、三种资源,将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发挥与全面深化改革相结合,系统性地改善贫困地区、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能。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经历着密集的调整,在信息汲取能力、政治保障和制度保障能力、综合回应能力、资源动员能力以及政策执行能力等诸方面都有显著提升。在未来的脱贫攻坚实践和共同富裕征程中,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将不断完善,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     

贫困的基本理论及其对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的启示

对贫困内涵的认识目前已经由传统的收入低下的一维视角扩展到基于可行能力不足的多维度和缺失维度视角。相应地,在对贫困的成因和减贫措施的研究上面,也经历了从人口到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最后到权利和可行能力的视角的转换。基于对现有的关于贫困方面的基本理论的提炼和梳理,本文得出了现有理论对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的启示。     

论我国农村女性的生计能力减贫

女性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女性发展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贫困人口性别差异广泛存在,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促成了贫困人口的女性现象。女性贫困治理是全球减贫战略的重要内容,基于女性生计能力的减贫治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农村女性生计能力提升是我国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战略关注的重点,可行能力理论、性别红利理论、赋权增能理论可以构成我国农村女性生计能力减贫的理论基础。当前,农村女性生计能力减贫面临着家庭内部性别不平等、文化水平性别差异、公共空间社会排斥等社会环境的约束。提升农村女性生计能力,不仅是女性发展的核心,也是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关键,更决定着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再探讨——基于政策转移接续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视野下,政策目标应定位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缓解相对贫困、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四个主要方面。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在于路径衔接,具体体现为微观政策的转移接续。依靠乡村振兴战略接续推动长效减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需要把握多维扶贫、城乡扶贫、制度扶贫、社会扶贫四个战略重点,建立覆盖工农、城乡一体的扶贫体制,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要在保持脱贫攻坚政策总体稳定的基础上,从政策退出、政策加强、政策转化、政策新设四个方面展开研究,提出长效减贫的实现路径,重塑减贫政策体系。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还需要尽快明确政策过渡期限,重启新一轮扶贫改革试验,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加强扶贫领域国际合作。     

特色村寨建设与深度贫困民族地区反贫困

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关系着国家能否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攻坚的总目标。文章在把握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贫困现状、空间特征以及贫困的多维成因的基础上,以特色村寨建设为突破口,从文化、空间、生态、人口聚居及物质遗产优势五个方面阐述了特色村寨在深度贫困地区反贫困中的价值与作用,探索符合民族地区实际的脱贫模式,提出重视特色村寨建设的价值、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民族文化为核心的产业融合发展、走以生态为基础的"绿色产业"道路、树立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指向的多维扶贫观以及通过政策输入聚合资源、提高扶贫效率六条可行性反贫建议。     

深度贫困地区农业产业扶贫效应研究 — —以凉山州为例

近年来产业扶贫具有的造血功能以及对减贫的可持续性,在精准扶贫中受到极大关注。但贫困人口主要分布于农村的 特点和各区际异质性,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减贫效果都不同。基于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阐释了 深度贫困地区发展农业产业更能助推农户减贫的机理,并以凉山州为例对三次产业的减贫效应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凉 山地区发展农业产业能够提高农户的主体性和参与性,对缓解贫困的作用比其他部门更加显著,并提出如何高质量发展农业 产业从而促进农户减贫的思路。     

增材制造钛合金微观组织及性能研究进展

科学选择的扶贫产业可以保障其长期稳定发展,对贫困农民更友好的公平分配可以实现产业精准脱贫。以现有的产业扶贫理论和产业选择理论为基础,结合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的实际情况,构建了科学的扶贫产业精准选择指标体系。以指标体系构建和多主体参与运作为核心,分析并解释了基于不同贫困层级的产业精准选择机制和内生的利益分享机制,认为持续的产业脱贫是外源性的产业扶贫与内生性的利益分享机制的统一。     

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可持续脱贫探析 ——以凉山彝区易地扶贫搬迁为例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关于扶贫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脱贫攻坚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在全面建成小 康的关键时期,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奔康是短板,要如期脱贫,需因地制宜,探寻出一条可持续的脱贫路径。以凉山 彝区易地扶贫搬迁为例,通过分析搬迁实施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以及搬迁群众后续发展制约因素,从部门协调、精准识别、产业 支撑、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以及贫困群众内生动力的培育等方面探寻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可持续脱贫路径,以期实现同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扶贫政策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

扶贫政策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是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重要途径。基于2012年发布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市名单,将是否进入该名单作为获得倾斜性扶持政策的识别变量,采用甘肃省86个县市2009-2017年的数据以及双重差分法,分析扶贫政策是否促进了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结果表明：扶贫政策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扶贫政策对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技术效率并未产生显著影响;扶贫政策在干旱地区、少数民族聚居贫困县的政策绩效要好于湿润区和非少数民族聚居贫困县;同时,随着倾斜性扶持政策的持续实施,扶贫政策对农业经济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强。总体而言,扶贫政策未有效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在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需要对政策进行适当调整。     

经济集聚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基于川渝地区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对比分析

经济集聚和乡村振兴作为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重点问题和现实诉求，二者能否"相得益彰"备受关注。虽然现在脱贫攻坚任务业已完成，考虑到"贫困陷阱""顽固贫困"以及"贫困代际传递"等关键问题仍然存在的客观事实，实现传统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是破除连片特困地区的相对贫困桎梏和防止返贫的关键突破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文章在空间经济学理论框架下探讨了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机制，认为经济集聚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但对邻近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对称特征，"经济集聚中心"对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同时具有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特征。作者以西部经济最活跃、贫困问题相对突出的川渝地区218个区县为样本，将反映地理和经济特征的空间权重矩阵引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对上述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对全部样本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农民的增收减贫效应在时间维度上存在路径依赖和"滚雪球"特征，具有长期的正向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可以显著促进农民增收，但其短期效应并不显著，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仍然是较长时期内地方政府必须加以重视的工作重点。对传统贫困县和非贫困县两类地区分样本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典型的空间非对称性特征，"经济集聚中心"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的特征，经济集聚不仅不能有效促进边远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农村居民收入状况的恶化。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认为在肯定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积极作用的同时，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后脱贫攻坚时期，既要不断增强经济集聚的广度和深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又要重视经济集聚对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在减贫效果上的差异，合理调整政策，有意识地将乡村振兴战略与精准扶贫和深度扶贫政策相结合，切实做到持续改善贫困县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     

精准扶贫主体的行动逻辑

扶贫资源在从上到下的传递过程中极易出现“瞄不准”和“瞄不久”现象:村民在扶贫实践中处于被动接受地位,导致扶贫资源在传递过程中层层偏离;县乡政府追求自身政绩和经济效益最大化,依托资源优势影响扶贫信息及资源传递;村干部为完善乡村治理利用亲缘关系影响贫困户识别结果。因此,探索长效脱贫机制激发贫困者的内生发展能力;优化贫困者在资源分配过程中位置;转变基层政府在扶贫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真正成为扶贫实践工作中的协作者;健全多元扶贫监督机制及扶贫绩效评价体系成为了新时期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基于产业示范站的科技扶贫模式及其减贫效应

探索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贫困人口减贫相结合的科技扶贫模式,是我国目前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重点。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产业示范站科技扶贫模式为例,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其减贫机制,并运用陕西省3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748份微观农户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科技扶贫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1)产业示范站科技扶贫模式具有显著减贫效应,即农户通过参与农业科技培训、主导产业示范、农业信息服务和产业组织化带动4种扶贫方式,不仅能提高其家庭农业收入,也能降低家庭贫困发生的概率;(2)不同科技扶贫方式的减贫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农业科技培训的减贫效应较为突出,而农业信息服务的减贫效应有待进一步提升;(3)建档立卡贫困户科技扶贫参与度低于非贫困户。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大财政支持与组织保障的力度,引导高校优势科技资源与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精准对接,借鉴“西农模式”为深入推进区域精准扶贫战略提供科技支撑。     

找回集体:西藏治理深度贫困的经验与启示

既有关于贫困治理的研究或从某一视角出发,或是针对一般性的贫困问题。 通过对典型的整体性深度贫困地区西藏自治区的实地调研,文章认为深度贫困不同于一般性贫困,是个体贫困与社区贫困交织、外在贫困和内在贫困扭结的多维贫困综合体,构建了深度贫困治理的四维图式,分析了深度贫困在两个维度上四种具体表现类型,指出治理深度贫困的有效策略是在整合型贫困治理框架之下发展集体合作经营。     

脱离“贫困陷阱”——以西南H村产业扶贫为例

扶贫背景下,深度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诸多限制性因素导致其自身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深度贫困群体脱贫存在对起始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交织的最低需要,即投入的“关键性门槛”.从长期来看,提高人力资本是脱贫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无法实现人力资本短期飞跃的现实情况下,则需要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外来物质资产的介入.西南M县H村展开的扶贫实践表明,用外来物质资产暂时替代人力资本,通过人工干预扶贫措施来实现村庄产业扶贫的成效显著,结果显示,H村的产业扶贫不仅带来了主营产业收入,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外溢收入,H村采用干预扶贫措施农户的收入显著高于未采用干预扶贫措施的农户.研究表明外部援助对于深度性贫困群体脱贫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意识到摆脱深度贫困这一过程的复杂性,“输血”资源到“造血”功能的转化,需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提升.     

改革开放40年扶贫开发历程与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工作成效显著,减贫成果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在40年的扶贫历程中,中国扶贫经历了救济式扶贫开发、大规模扶贫开发、八七扶贫开发、以贫困村为重点对象的扶贫开发、精准扶贫开发五个发展阶段,其中精准扶贫开发阶段成效最为显著。精准扶贫以我国现阶段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特征为依据,并结合我国当前实情,有效地解决了我国脱贫效率降低问题,精准扶贫充分体现了长短期、国家救助和自我发展、普遍需求和个性需求的结合,最终目的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长期稳定脱贫和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进而确保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     

西北贫困地区畜牧业扶贫福利效应及其影响因素:以宁夏为例

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头戏",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当前,脱贫攻坚已经进入关键期,畜牧业扶贫势必变得更加重要,但是贫困户作为畜牧业经营的主体,只有保障其福利不受损,才会继续依托畜牧业增收脱贫。深入研究畜牧业精准扶贫对贫困户福利的影响,对于完善精准脱贫长效机制和增加农户收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此,推动贫困地区畜牧业的发展,充分发掘其在精准脱贫中的潜力,消除深度贫困户从事畜牧养殖的门槛,有助于进一步发挥畜牧业在反贫中的作用,从而实现持续稳定脱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