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贫困治理的历程、特征与经验探寻

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光辉进程中伟大的成就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立国、执政兴国和践行初心使命最鲜明的体现。回顾中国贫困治理进程的基础建设、体制变革、扶贫开发和精准扶贫四个历史阶段可以发现,中国贫困治理呈现出治理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治理理念从外部帮扶向内源发展、治理措施从广泛救济向精准滴灌、治理格局从局部化向一体化转变的总体性特征。中国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是党和政府坚持适合本土国情的减贫策略的结果。这些宝贵经验不但为衔接期和相对贫困期提供了理论基础,更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治理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治理范本。     

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基础与理论诠释

2020年11月,中国取得了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的奇迹。巨大减贫成效在于构建了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体系,即党领导下摆脱贫困的坚强政治意愿与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大扶贫战略体制下系统优化的贫困治理格局、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助推农业经营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同时,形成了持续有效的要素投入,完善的制度设计与实施,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瞄准机制,退出机制和志智双扶机制的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此外,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理论和传统贫困治理理论。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具有不忘初心、始终致力贫困治理,持续良性改革、带动经济发展、推动贫困治理,政府开发式扶贫、“外部输血”和“内部造血”相结合,集中力量办大事、降低协商成本和多方主体积极主动参与贫困治理的优势。新时期,总结中国特色贫困治理成效对相对贫困缓解以及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精准扶贫中农村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精准扶贫是30年来扶贫治理的经验总结,通过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4个环节,从“漫灌式”转向“滴管式”,注重“靶向治疗”,使贫困资源聚焦贫困人口,保障扶贫政策精准落地。开展精准扶贫工作,落实精准脱贫需要在社区治理结构与治理基础上,依靠社区治理主体的配合进行。因此,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不仅有利于贫困社区整体转型,更影响着精准扶贫的实施及其效果。基于陕南F村的实地调研,以精准扶贫为背景,分析政策实施过程中社区治理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在贫困社区治理中遭遇的实践困境,进而探讨通过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保障精准扶贫有效落地的可行性。通过倡导参与式贫困治理、构建弹性治理结构、完善动态治理机制、强化社区治理技术以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最终落实精准扶贫的4个环节,实现“六个精准”。     

“五个一批”精准扶贫思想视阈下多维贫困治理研究

贫困的多维性决定了贫困治理主体和治理手段的多元化。精准扶贫思想通过“五个一批”的制度设计,实现了扶贫项目安排的精准化,并验证了多维贫困治理理论的正确性。在分析验证“五个一批”扶贫思想建构于多维贫困理论、环境决定论、治理理论及内源性发展理论等基础之上,体现了公共政策的精准性和靶向性,具有理论高度,同时又完全符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在河南兰考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案例中,“五个一批”精准扶贫思想与微观情景变量进行了有效结合,实现了公共政策产出绩效的最大化,助推了兰考县脱贫摘帽目标的实现。     

新时代脱贫攻坚:特征、经验及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的成就,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脱贫攻坚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坚持精准扶贫方 略、汇聚脱贫攻坚合力、开发式扶贫大格局为重要特征的扶贫工作方法,蕴藏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建立中国特 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等丰富实践经验。 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需参考借鉴脱贫攻坚的 成功经验,其经验对乡村振兴作出有益的价值贡献,在完善乡村振兴制度体制、稳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乡村治理体系 改革等方面取得重大进步,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有效的治理保障。 时值建党百年之际,回顾新时代脱贫攻坚历程并总 结经验,既为解决相对贫困治理提供理论论证,也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经验指导。     

农村贫困治理的范式转型与未来路径——兼议产业精准扶贫的推进路径

农村贫困治理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国家治理范式的演进,农村贫困治理将实现政府主导范式经由市场主导范式向公共治理范式转型。当前,主流的政府主导范式和市场主导范式在理论上遭遇到解释力不足问题,在实践中产生了精准扶贫不精准、久扶不脱贫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原因在形式上表现为过度依赖市场主导范式所产生的“开发”与“扶贫”之间的张力,在实质上表现为贫困治理过程中基于市场逻辑的效率、基于扶贫逻辑的公平、基于公共治理的参与等多元价值冲突。因此,推动农村贫困治理范式转型和产业精准扶贫目标实现,有效整合多元逻辑和多元价值是关键。具体路径应以公共价值为目标,实现对多元价值的整合;以平台构建为支持,促进多元主体协同;以公共能力建设为条件,支撑多元行为逻辑整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扶贫道路：脉络梳理与经验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中国在国际减贫事业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梳理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的发展脉络,将这一历程可以划分为瞄准贫困区、瞄准贫困县、瞄准贫困村和瞄准贫困户等几个不同阶段。在长期的扶贫开发实践中,党和政府通过不断更新和转变扶贫理念、优化扶贫格局、下沉扶贫对象和调整扶贫目标,积累了丰富的反贫困经验。理解这一成功经验,可以从注重策略调整、注重环境改善、注重文化提升和注重内外结合等四个维度把握其要义。这些成功经验不仅为当前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工作提供了宝贵借鉴,还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保障济贫与发展脱贫的主题变奏——中国反贫困发展与展望北大核心CSSCI

提供生活救济、增加就业机会、开发人的潜能,反映了人类反贫困的逻辑和政策演进的过程。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极大地改写了世界贫困数据。如何评估、解释这一成就,这对于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与世界反贫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两个维度考察反贫困历史,中国减贫所取得的成就,应该归功于建立了反贫困的经济开发与社会保障双重政策体系并得到有效执行。中国反贫困从计划经济平均主义的生存救济,到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开发式扶贫,再到新时代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并重的精准脱贫,正在进入国家—社会—公民协同、以消除人们能力和发展机会的制度性限制为核心的贫困治理新时期。2020后贫困治理的努力方向,应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的理念下,持续建立、优化、完善制度,由救济扶贫、开发扶贫、精准脱贫转向以制度化建设为方向的贫困治理,不断推进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于随机森林算法的贫困精准识别模型研究

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是实现精准扶贫的重要条件。实现贫困数据的精准分类与识别以及贫困识别由定性到定量、由单维瞄准向多维瞄准的转变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基础。精准识别可以采用大数据分析中的分类算法实现。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生计环境六个方面建立了多维贫困指标体系,运用随机森林算法构建了精准识别模型,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对扶贫对象精准识别模型的分类及识别效果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模型效果良好。     

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治理机制研究——基于2020年后精准扶贫领域的返贫阻断分析

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治理发生何种改变，目前相关研究较少。当前政府治理的考验集中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后精准扶贫领域的返贫阻断。文章以该领域为切入点，探索大数据驱动下政府治理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大数据背景下，政府治理能力催生出新的核心能力，即数据治理能力。数据治理能力驱动下，政府治理主体多元化有利于实现政府治理资源的宽范围、精准化动员；政府治理方式实现经验式决策向数据化决策转变，有利于实现政府资源的高效率和公平配置；政府治理客体的精准识别，有利于政府资源的精准化和最优化运用。但是客观上必须具备数据治理能力，主观上必须按照大数据驱动的要求重构政府治理体系（包括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客体），才能真正实现以数据治理驱动政府治理，进而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目的。而数据治理能力客观上也加速了政府治理体系的重构，进而加快了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并最终提高政府治理绩效。在对标大数据应用不同阶段分析常规式返贫阻断和大数据返贫阻断的不足和差距的基础上，笔者提出重构政府治理体系和提升数据治理能力等针对性建议。     

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的演进历程与未来取向——基于“赋能、赋权—资本积累”的贫困治理分析框架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与贫困做斗争,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庄严承诺。站在这一历史节点,我们基于发展经济学理论构建了一个“赋能、赋权—资本积累”的贫困治理分析框架,试图对中国共产党消除绝对贫困的治理历程进行讨论和分析,以此探求其创造减贫奇迹的内在机理。本文基于对现存治理问题以及兼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有效衔接乡村振兴这一未来战略目标的综合判断,提出“十四五”阶段以提升脱贫人口内生动力为赋能治理导向、以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体制改革为赋权治理导向的建议,以期为下一阶段的贫困治理提供借鉴。     

巩固提升阶段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关键问题与治理策略研究

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工作已经进入"注重贫困退出与强化减贫成效维持与增进"的巩固提升阶段。准确把握巩固提升阶段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阶段性特征,深刻剖析精准扶贫进程中"手段目标化、局部系统替代、适应期生计可持续发展、流动贫困人口管理接续、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等关键问题,藉此提出巩固提升阶段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治理优化策略:准确把握精准扶贫政策蕴含,创新全域扶贫理念;开展生产力布局空间重构,顺畅资源跨域空间传导,注重要素流动增益;关注脱贫人口适应期生计风险防范,注重内生动力激发,健全长远生计保障;厘清城乡贫困关联,推进城乡贫困人口协同治理;坚持改革创新与机制完善,健全绩效考核评估机制,提高扶贫开发整体水平。     

从体制区隔走向协同治理：兰考精准脱贫的实践与思考

2017年3月,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评估及河南省政府批准,兰考县正式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正式从脱贫攻坚阶段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阶段。兰考之问——“兰考是如何脱贫的”、“兰考经验是否可复制”,迫切需求答案。贫困治理属于国家治理的一个领域,其理念与手段深受国家治理理念转变的影响,同时也借鉴、改造与创新其他领域问题治理的探索实践。文章在回顾贫困治理理论与中国贫困治理实践的基础上,反思传统扶贫方式的缺陷与不足,梳理“十八大”以来的贫困治理新思路,总结提炼兰考精准脱贫样本的经验。兰考脱贫故事发生在中国整体性国家贫困治理理念与制度创新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找到了制约传统贫困治理方式存在问题的深层次因素,在政府部门关系与层级关系、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方面有所突破,在贫困治理机制上有所创新,是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区治理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有机结合的产物。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政策转向及其挑战——以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为例

以历史维度的政策梳理和现实材料的经验分析为依据,讨论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已经经历或者正在经历的五大政策转向：扶贫方针由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瞄准对象由区域、县域转向贫困村、贫困户;扶贫方略由“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扶贫;社会动员由政府扶贫转向社会扶贫;主体地位由被动式扶贫转向参与式扶贫。扶贫开发转向在经验材料上得到验证,但仍面临着项目制扶贫的短期效益、参与式悖论、治理困境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经验与理论探讨可以为“扶贫攻坚”的历史性任务提供贫困观重构、人力资本建设与贫困治理等方面的借鉴。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精准扶贫对策研究

我国的贫困治理政策正在发生深刻转变,落实精准扶贫将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实现精准识别、满足多元需求、发展内生动力的扶贫任务十分艰巨。基于对精准扶贫实践中所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提出了经济新常态下精准扶贫的对策:借助公益组织精准识别扶贫对象,构建扶贫对象动态管理机制,创新扶贫治理机制,实现多元化贫困治理,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创新精准扶贫管理模式等。     

贫困陷阱、发展援助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减贫与发展

文章从贫困陷阱理论分析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致因,并提出发展援助的政策选择。文章首先基于标准的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分析贫困陷阱的机制,然后主要依据四川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数据,分析了贫困陷阱在这些地区的表现,包括地理第一性驱动的空间贫困陷阱、地理第二性(市场发育程度低和文化因素)驱动的贫困陷阱及因极度稀缺驱动的行为贫困陷阱。最后给出了通过外部的发展援助进行贫困治理的政策选择。     

乡村研究三部曲：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再到实现共同富裕

理解和把握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再到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不仅是有效指导当前“三农”工作的现实需要,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面临大量亟待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对这些难点,中国西部贫困治理研究团队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农村一线,走村入户调研,紧紧围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主题,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典型与普遍相结合的视角出发,运用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和案例分析法,对其发生与发展、价值与意义、举措与方法、评价与案例进行深入研究。首先,坚持大历史观,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历程与经验。在贫困治理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饥寒交迫”到“全面小康”,经历了“制度变革”“社会救济”“体制改革”“开发扶贫”“整村推进”“精准脱贫”等扶贫阶段,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物质成就,也形成了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锻造了伟大的脱贫攻坚精神。其次,坚持系统观念,全面阐释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的精准扶贫研究:基于福建省下党乡的调查

精准扶贫是中国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的系统工程。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依托信息技术手段,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的协同机制,向公民提供无缝隙服务。从理论层面看,精准扶贫目标的靶向性、过程的整体性、主体的多元性以及执行的技术性契合了整体性治理的目标导向机制、信息技术机制、协调整合机制。从实际操作上看,整体性治理理论在福建省下党乡的精准扶贫中得到了有效检验:通过意识整合、主体合作、技术支持构建了精准扶贫的目标体系、协同机制、服务平台。然而,在反贫困治理情景中依然存在着行政内卷化与主体性认同偏差问题。这决定了今后的反贫困治理既要立足制度层面,建构多维度的贫困治理机制;又要考虑价值层面,重塑反贫困治理的主体性认同。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村绝对贫困的历史路径分析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上取得了重大成就，解决了农村的绝对贫困问题。这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反贫困政策是密不可分的。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村绝对贫困的历史路径在纵向演进上，经历了以社会制度变革解决压迫性贫困——以土地制度改革、农业合作化以及广义性减贫实践解决极端性贫困——以益贫性增长、扶贫开发和社会保障的三轮驱动式减贫——以精准扶贫解决个别分散性贫困四个历史发展阶段。四个阶段相互衔接，通过不同的农村减贫机制共同谱写了中国农村的反贫困故事。以史为鉴，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村绝对贫困历史路径的分析，能够更进一步推动中国农村反贫困事业的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     

新时代贫困治理的预设图景及国外经验借鉴

贫困治理是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动力,进入新时代我国贫困治理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亟待探寻一种新思路。以质性研究与文献比较研究法阐述了国内外贫困治理理论与治理实践样本,并对国内贫困治理的现实困境进行了思路解析。研究发现,国内贫困治理的现实问题已经超越单一学科的研究界限,针对预设图景的解析对于新时代我国跨区域贫困治理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国内贫困治理亦需要国外贫困治理样本经验的多维解析。基于此分析,建议宏观层面要借鉴并总结西方国家贫困治理中"分析单位"与"解析模式"的有效经验启示;中观层面要逐步推进共享机制、整体性治理框架与大数据思维等预设图景由理论研究转向实践领域;微观层面要强化个体行为认知与精神扶贫的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