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村第一书记”推进凉山彝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调查与思考

摘要：十八大以来,随着精准扶贫战略计划的稳步实施,农村基层治理也面临着新的改革机遇,如何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解决 好贫困农村基层组织在精准扶贫过程中较为突出的“思想贫困” “作风贫困”及“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贫困”,成为当前一项主要 的目标任务。以“驻村第一书记”为研究对象,对其在推进凉山彝区贫困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效果进行调查与研究, 对于构建彝区农村基层治理新格局,促进民治能力的不断提升,实现精准脱贫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精准扶贫中农村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精准扶贫是30年来扶贫治理的经验总结,通过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4个环节,从“漫灌式”转向“滴管式”,注重“靶向治疗”,使贫困资源聚焦贫困人口,保障扶贫政策精准落地。开展精准扶贫工作,落实精准脱贫需要在社区治理结构与治理基础上,依靠社区治理主体的配合进行。因此,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不仅有利于贫困社区整体转型,更影响着精准扶贫的实施及其效果。基于陕南F村的实地调研,以精准扶贫为背景,分析政策实施过程中社区治理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在贫困社区治理中遭遇的实践困境,进而探讨通过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保障精准扶贫有效落地的可行性。通过倡导参与式贫困治理、构建弹性治理结构、完善动态治理机制、强化社区治理技术以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最终落实精准扶贫的4个环节,实现“六个精准”。     

精准扶贫引导农民新风貌思考

精准扶贫战略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对30余年扶贫开发成果的继承和创新,它不同于以往粗放扶贫的漫灌式扶贫,旨在精准式扶贫,在帮扶贫困农民实现物质上脱贫的同时也注重对其价值观的教育和引导。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农民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贫困意识,破解他们等、靠、要的懒人思维,在"五个一批"的扶贫路径中引导贫困农民树立符合当代发展要求的新价值观。通过引导,促使他们的价值观发生变化,促进他们主动脱贫致富。     

区域发展视角下我国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及脱贫的思考

精准扶贫战略提出以后,理论界和实践界对于精准扶贫与片区攻坚的关系应如何把握而产生了不少困顿。连片特困地区这一提法早已有之,经过一系列的政策演变,在区域发展和减贫方面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但仍需解决如何应对“经济新常态”下区域发展带动减贫效应的削弱、进一步提升片区攻坚减贫效率、多维贫困问题、消解片区的贫富分化、协调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精准脱贫精准扶贫与片区攻坚融合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以区域发展为视角、提升片区定位精准度,以多维贫困为视角、提升减贫内涵精准度,以精准扶贫为视角、提升脱贫手段精准度,构建精准扶贫与片区攻坚融合推进的新机制。     

“扶贫包干制”的制度建构与实践路径——基于黔西南B镇的案例分析

当前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节点，为迅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和实现贫困治理目标，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超常规的治理手段来应对深度贫困问题。基于黔西南B镇的治理实践，考察“扶贫包干制”在深度贫困治理中的实践路径及其后果，发现在“扶贫包干制”中，地方党委通过政治动员将脱贫攻坚转变成政治任务，通过制度嵌入和精英下沉的方式实现制度重组与资源整合，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扶贫任务，实现贫困治理目标。“扶贫包干制”在深度贫困治理中的实践后果便是进一步强化了政治与行政的有机结合，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扶贫包干制”能够快速实现贫困治理目标，在应对“极贫乡镇”的贫困治理时具有优势。但是，从长远来看，“扶贫包干制”所具有的临时性和阶段性等特点，消解了地方组织的公共性，并非一种长效的贫困治理机制。     

贫困户发展:精准扶贫的价值目标与现实依归

精准扶贫作为一种国家贫困治理行为,除了解决贫困户当下的贫困囧境外,更多地要关注贫困户发展问题。从贫困户发展的价值目标来审视当前地方政府主导的精准扶贫实践,可以发现:责任制目标管理、项目化运作、运动式治理以及数目字脱贫等是精准扶贫价值目标偏离的主要成因。因此,通过赋权与增能,保障贫困户的发展权厚植贫困户发展基础;实行分类管理,形成有针对性的贫困户发展治理对策;对贫困户的“等靠要”思想实施心理干预,实现扶贫与扶志相结合以及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等应成为精准扶贫实践的现实选择。     

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基础与理论诠释

2020年11月,中国取得了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的奇迹。巨大减贫成效在于构建了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体系,即党领导下摆脱贫困的坚强政治意愿与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大扶贫战略体制下系统优化的贫困治理格局、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助推农业经营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同时,形成了持续有效的要素投入,完善的制度设计与实施,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瞄准机制,退出机制和志智双扶机制的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此外,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理论和传统贫困治理理论。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具有不忘初心、始终致力贫困治理,持续良性改革、带动经济发展、推动贫困治理,政府开发式扶贫、“外部输血”和“内部造血”相结合,集中力量办大事、降低协商成本和多方主体积极主动参与贫困治理的优势。新时期,总结中国特色贫困治理成效对相对贫困缓解以及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现实困境与治理策略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是将脱贫政策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过程,要求从公共政策视角审视目标群体参与对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意义。研究表明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有利于其认同、配合及监督政策执行,促使精准扶贫政策目标“零偏差”的实现。但受传统政治文化束缚、目标群体政策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政策信息公开度较低以及制度化参与渠道或方式阙如等因素制约,当前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贫困识别阶段形式化参与、帮扶贫困户阶段被动式参与以及脱贫考核阶段参与失灵等问题。为此,可以考虑采取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提高目标群体参与意识和能力、加大政策执行信息公开力度以及拓宽目标群体制度化参与渠道和方式等治理策略,走出政策执行过程中贫困户参与不足的困境。     

运动型治理视野下易地扶贫搬迁问题研究———基于西部地区X市的调研

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易地扶贫搬迁,对于减轻生态压力和贫困人口的减贫发展都起到重要作用,是中国扶贫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脱贫攻坚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成为精准脱贫“五个一批”的维度之一,承担起1000万贫困人口脱贫的任务。 此次易地扶贫搬迁“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冶的特征突出,凸显出较为典型的“运动型治理冶属性,这一治理方式与常规治理方式相互作用,表现出对“搬得出”的短期目标的高度有效性,但是在“稳得住、能致富”的长期目标上存在着一定的限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以增强这一治理方式的社会有效性。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探究

精准扶贫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贡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重大创新。本文认真梳理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发展脉络、主要内容、实践成效和国际影响。研究发现,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源自习近平早年的扶贫理念和实践,其内涵可以高度概括为“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包含真情扶贫、组织扶贫、发展扶贫和自立扶贫四种扶贫理念。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已然指导中国的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对在探索中前进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了积极影响。     

农村贫困治理的范式转型与未来路径——兼议产业精准扶贫的推进路径

农村贫困治理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国家治理范式的演进,农村贫困治理将实现政府主导范式经由市场主导范式向公共治理范式转型。当前,主流的政府主导范式和市场主导范式在理论上遭遇到解释力不足问题,在实践中产生了精准扶贫不精准、久扶不脱贫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原因在形式上表现为过度依赖市场主导范式所产生的“开发”与“扶贫”之间的张力,在实质上表现为贫困治理过程中基于市场逻辑的效率、基于扶贫逻辑的公平、基于公共治理的参与等多元价值冲突。因此,推动农村贫困治理范式转型和产业精准扶贫目标实现,有效整合多元逻辑和多元价值是关键。具体路径应以公共价值为目标,实现对多元价值的整合;以平台构建为支持,促进多元主体协同;以公共能力建设为条件,支撑多元行为逻辑整合。     

完善现行精准扶贫体制机制研究?

自从确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以来,中国扶贫体制机制经历了快速创新和转型,2016年以来大范围地进入实践操作。目前,精准扶贫体制的主要特点是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领导体制和各级政府合力攻坚、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以及广泛社会参与的大扶贫格局;精准扶贫机制被概括为六个方面,分别致力于解决精准性问题和（或）攻坚克难问题。对照脱贫攻坚需要,精准扶贫体制机制与现实需要还有诸多脱节、不适和不完善之处,本文从五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论文进而从修补现行贫困识别机制、落实和强化县为主体的脱贫责任制、理顺和完善脱贫机制、保障直接扶贫开发人力投入、补偿相对贫困群体等方面提出了完善精准扶贫体制机制的对策建议。     

论精准扶贫中的“思想扶贫”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任务的重中之重。当前,精准扶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但实践中部分农民呈现出的消极脱贫现象,也有必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就要求精准扶贫必须重视思想扶贫。思想扶贫就是从农民启蒙的角度,祛除"贫困文化"对贫困农民的制约和束缚,改变贫困农民安于贫困、不思进取的思想观念,培育贫困农民积极脱贫的主体性意识,从而帮助贫困农民而不是代替他们脱贫。思想扶贫应当注重"循序渐进"和"润物无声",应该在厘清思想扶贫目标人群的前提下,从硬件、软件两方面着手积极推进;同时,作为思想扶贫的主体,帮扶干部应该在精准扶贫中正确认识思想扶贫,持之以恒地打好这场攻坚战。     

后脱贫时代社会参与扶贫的法律激励机制

传统的行政扶贫模式在后脱贫时代面临诸多局限,引入社会主体参与扶贫,实现“单中心贫困治理”向“多中心贫困治理”转型具有客观必然性。然而,市场化的社会主体与行政化的精准扶贫、收益性的社会主体与公益性的精准扶贫、碎片化的社会主体与系统化的精准扶贫之间始终存在着较大的张力,而法律激励机制的引入为张力的打破提供了契机与路径。当前我国社会参与扶贫法律激励的制度安排存在理念层面的“管理型激励”、标准层面的“资格型激励”和方式层面的“帮扶式激励”等问题,故应当针对当前社会参与扶贫法律激励的问题,彻底实现“三个转变”:即实现激励理念从“管理型激励”向“契约型激励”转变,实现激励标准从“资格型激励”向“绩效型激励”转变,实现激励方式从“帮扶式激励”向“合作式激励”转变,最终实现社会参与扶贫法律激励的效能最优。     

新时代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及治理路径

新时代扶贫开发方式创新转变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实现路径。当前，我国精准扶贫实践困境主要表现在精准识别偏离、精准帮扶错位、精准管理缺位和与之相关的精准考核不完善等4个方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和文化深度性贫困以及政策执行主体面临双重压力、公共品供给错位、市场失灵的政府缺位等国家治理不足等。为此，在脱贫攻坚的最关键阶段，需要重点聚焦深度性贫困问题，从完善精准管理机制，提升帮扶政策精准度；强化力量集成，提升基层扶贫治理能力和水平；激发扶贫对象内生动力，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和积极性等方面增强精准扶贫力度，有效实现精准扶贫的常态化，确保2020年全面脱贫目标的顺利实现。     

后脱贫攻坚时代语言扶贫实施模式与路径研究

语言扶贫是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扶贫减贫的一项长效机制.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收官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我国的贫困治理进入了相对贫困治理的新阶段.后脱贫攻坚时代的语言扶贫亟需构建相应的实施模式与路径,提升贫困群体的造血功能,增强其发展的内生动力,以全方位预防和化解返贫风险,从而实现永久脱贫.结合对语言扶贫的理论逻辑和后脱贫攻坚时代我国贫困治理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的分析,基于"混合学习"模式的语言扶贫实施模式与路径,能够促进新阶段语言扶贫工作的开展.     

乡村能人带动精准脱贫的多维效应与内在逻辑研究——基于连片特困区A村的田野调查

在精准脱贫方兴未艾的浪潮中,关于精英俘获与能人效应的研究有待商榷。集中连片特困区A村的典型事例为我们深入了解当前脱贫治理中能人效应问题提供了事实依据,同时证明精英理论对当前农村社会治理有效性的解释力。有鉴于资源贫乏、低自主性的贫困现实,乡村能人带动精准脱贫,便成了乡土逻辑中的适宜性治理形式,有助于带动村域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贫困户可行能力改善。文章采用质化研究方法,从精准执行效果、村域经济效益、社会治理成效等多维效应出发,综合评价能人在贫困户精准分类、资源整合开发、脱贫治理结构优化方面的能力集合,分析其在贫困治理中的重要意义,并从作用基础、结构动因、目标导向方面,论述能人效应带动精准脱贫的内在逻辑,进一步得出乡村能人引导贫困户行动、激活村域经济活力、优化扶贫组织关系结构的作用机理。     

精准扶贫中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及中心式治理

我国精准扶贫正处于脱贫攻坚时期,精准扶贫的目标是到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实现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的贫困退出标准,从而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摘帽。结合贫困村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关系,即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及其相互间关系,建构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行动者的行动受结构位置和行动者个体理性共同影响。在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中,村干部和驻村干部作为治理主体是结构中间位置,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分别处于结构中心位置和边缘位置,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形成差异性的结构关系,表现为“行为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弱联结关系”和“行为性弱联结关系”。同时,由于围绕贫困户脱贫的压力型目标,使贫困村治理呈现出中心式治理的结构特征。贫困村中心式治理特征的优化,关键是发挥贫困户的主体性地位,提升非贫困户的参与性,强化村干部的治理角色,从而实现贫困村的治理有效。     

先锋队引领与赋力村庄:精准扶贫何以落地生根?——以湘西苗寨十八洞村为例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抓手,更是检验我国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湘西苗族十八洞村作为习近平"精准扶贫"重要思想的首倡地,其在深刻领会和全面贯彻落实精准扶贫思想中创造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村级样本"。湘西十八洞村整村脱贫的经验叙事回应了当前精准扶贫何以能在少数民族地区落地生根的时代命题,而其中的关键在于注重扶贫先锋队的引领以及紧紧围绕赋力村庄来开展精准扶贫的工作。透过十八洞村双贫困的样态,扶贫先锋队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从抓住贫困问题导向、重塑村庄秩序和赋力村庄这三个方面来践行"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的主张。同时在认清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主体的基础上,扶贫先锋队在引领上以激发村庄内生动力为核心,统合扶智、扶志和赋能三项工作,将扶贫工作与乡村振兴相结合,进而真正实现赋力村庄。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逻辑框架———基于农民工城镇化的视角

农民工由于经济资本薄弱、社会资本赤贫、文化资本欠缺,在城镇化进程中脱贫乏力,进而导致经济融合不力、身份融合困顿、心理融合受阻,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并转型新市民。职业教育作为精准扶贫的有效方式,通过发挥补偿性和发展性功能,能帮助农民工改善就业、扩充社会关系网络和认同城市文明,在缩小物质贫困、消解能力贫困和消弭精神贫困方面有着巨大价值。为此,要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价值,必须精准“分析需求”,优化扶贫供给;精准“协同帮扶”,增强扶贫合力;精准“治理督评”,保障扶贫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