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及治理路径

新时代扶贫开发方式创新转变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实现路径。当前，我国精准扶贫实践困境主要表现在精准识别偏离、精准帮扶错位、精准管理缺位和与之相关的精准考核不完善等4个方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和文化深度性贫困以及政策执行主体面临双重压力、公共品供给错位、市场失灵的政府缺位等国家治理不足等。为此，在脱贫攻坚的最关键阶段，需要重点聚焦深度性贫困问题，从完善精准管理机制，提升帮扶政策精准度；强化力量集成，提升基层扶贫治理能力和水平；激发扶贫对象内生动力，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和积极性等方面增强精准扶贫力度，有效实现精准扶贫的常态化，确保2020年全面脱贫目标的顺利实现。     

政和县农民合作社推动精准扶贫的实践与思考

农民合作社是精准扶贫的重要载体,在政和县精准扶贫中占据重要作用。从政和县的实际出发,分析政府、合作社和贫困户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的参与目标和参与方式,总结农民合作社在精准扶贫实践中存在着主体利益关系不协调、合作社脱贫带动有地域性以及政府支持力度弱等问题。建议加快建立参与主体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合作社品牌建设,强化政府激励机制。     

从群众认可度看扶贫政策完善——基于湖北武陵山片区的调查分析

群众是精准扶贫成效的最终评判者。通过对武陵山片区的实地调研和指标测算,发现当地群众对精准扶贫的认可度总体较高,但不同地区有不小差距,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地扶贫工作总体上成效显著但还有提升空间。此外,扶贫进入攻坚阶段后,出现了一些影响群众认可度的新问题、新困难,如脱贫户的退出问题,老年贫困户子女赡养问题,贫困户脱贫内生动力不足问题,房屋改造中的面子工程问题和实施方式问题等,需要在今后的扶贫工作中进行相应的政策和实践方面的调整。     

乡村旅游精准帮扶中内源式发展机理与路径

乡村旅游扶贫是偏远贫困地区的重要脱贫措施,如何通过精准帮扶消融贫困户的参与障碍,培育贫困人口内生能力,是实现乡村旅游扶贫脱贫的关键。这一机理与内源式发展理念以人为本、全面参与、主客观统一的核心要义相契合。基于内源式发展理念与乡村旅游扶贫运行逻辑的契合性,应通过扶“志”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扶“智”培育贫困户现代理性,扶“技”提升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能力,扶“行”实现贫困户在参与式帮扶中自我成长等帮扶措施,实现贫困户脱贫目标。     

压力型体制、生计模式与产业扶贫中的目标失灵——以黔西南L村为例

立足于西南民族农村的产业扶贫实践,从基层政府压力型体制下的行为逻辑和少数民族文化特质下型塑的生计模式角度,探讨了产业扶贫政策的运作逻辑及困境成因.指出基层政府面临着精准扶贫考核上的短期性要求与产业扶贫长期性之间的矛盾张力,出现了对政策的变通式执行,优先考虑能否达到贫困户精准脱贫的数据指标,贫困户能否真正脱贫成为次要考量.西南民族农村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嵌入于当地社会文化系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他们追求的是农业生产能服务于家庭生活和社会文化需求,而市场化导向的产业扶贫政策难以与少数民族农户地方性的生计方式相适应,使得产业扶贫政策遭遇到民族农村传统生计模式的排斥.     

贫困户发展:精准扶贫的价值目标与现实依归

精准扶贫作为一种国家贫困治理行为,除了解决贫困户当下的贫困囧境外,更多地要关注贫困户发展问题。从贫困户发展的价值目标来审视当前地方政府主导的精准扶贫实践,可以发现:责任制目标管理、项目化运作、运动式治理以及数目字脱贫等是精准扶贫价值目标偏离的主要成因。因此,通过赋权与增能,保障贫困户的发展权厚植贫困户发展基础;实行分类管理,形成有针对性的贫困户发展治理对策;对贫困户的“等靠要”思想实施心理干预,实现扶贫与扶志相结合以及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等应成为精准扶贫实践的现实选择。     

精准扶贫视域下的产业扶贫实践与路径优化——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系列研究之三

产业扶贫是我国脱贫攻坚战中的主要脱贫模式之一。文章梳理了我国产业扶贫的发展进程和主要模式,认为我国产业扶贫实践虽然取得了显著的减贫脱贫成效,但是仍然存在产业趋同、贫困户参与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缺乏、绿色生态保护有限、风险抵抗机制不健全、科技投入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在深入阐释精准扶贫方略和产业扶贫实践的相互关系以及精准扶贫方略对产业扶贫实践的新要求后,指出了注重政策规划对产业发展的协调作用、建立有效的利益捆绑机制与精准共享机制、重视风险保障机制的建设及研究、通过绩效考核有效监督生态绿色与产业发展的结合、结合互联网＋、大数据等高新科技的产业扶贫实践优化路径。     

新时代破除连片特困地区“贫困陷阱”的理论及战略路径研究

文章先从理论层面分析贫困户个体、生产资料、贫困属性三个维度基本特征对精准扶贫的影响,再运用新疆南部三地州连片特困地区813个样本家庭资料构建Logit二元选择模型,并进一步开展了弹性测算和敏感性差异分析。结果表明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耕地面积、贫困程度、致贫主观因素等指标对贫困户精准脱贫影响显著。致贫主观因素主要是贫困户自身发展动力不足问题,这说明传统"输血式"财政扶贫支持导致相当比例的贫困户对直接财政补助产生严重依赖性,失去自我发展、主动摆脱贫困的动力。为了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提出的"提高扶贫开发质量,把扶贫与扶智、扶志结合起来"的工作目标,精准扶贫必须转变传统"输血式"直接扶持模式,把兜底工作与直接财政支持区别开来,对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家庭,坚持以"益贫式"发展为主,分层次、多渠道、精准到村到户,充分激发贫困家庭劳动热情,持续提高他们自我教育和自我脱贫的意识,这是新时代少数民族贫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内涵,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政策性和政治性。     

论参与型政治文化对公共政策执行的作用

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指社会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制定及其执行过程中所形成的对公共政策系统的政治参与思想、心理和道德习俗规范等的总和。在公共政策执行中,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建设与完善有利于促进公共政策执行的民主建设、廉政建设和法制建设;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执行对目标群体的需求偏好的有效回应,并确保政策执行主体重视公民政策权益的权威分配和公正落实;因而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执行的有效性,最终促进政策目标的有效实现。     

精准扶贫政策的分级落实机制及其基层实践困境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目前,精准扶贫政策在实践中形成了分级落实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基层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行动逻辑,使政治机制、行政机制和治理机制共存于政策落实的过程中。行政机制意味着地方政府只会遵循官僚制的惯性逻辑,将精准扶贫从一个宏观政治层面上的战略问题转换成为一个官僚体制内部行政层面的政策执行问题,按照事本主义的原则落实政策;治理机制反映出村庄场域中不同利益参与主体在贫困户指标的分配中遵循着乡村逻辑,影响了扶贫政策的落地;行政机制与治理机制间的内在紧张关系,造成形式主义在基层行政中的泛滥,使政策呈现出“悬浮”状态。这促使中央政府启用政治机制,发起运动型治理,将“行政问题再政治化”以克服官僚体制的内在弊病,推进政策落实。受此影响,省级政府只得调整、修订政策,而政策的变动又加重了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以及进行贫困治理的难度,这构成精准扶贫政策陷入基层实践困境的内在制度逻辑。     

农民合作社扶贫参与行为研究

合作社扶贫参与行为分为参与决策与参与程度两步进行。在产业扶贫参与行为中,拥有政治资本、盈利能力强、获取扶贫信息、有政府扶贫项目有助于合作社扶贫参与决策和提高参与程度;带头人文化程度高、成立年限长、获得贷款对合作社扶贫参与决策有积极作用;带动社员种植规模对合作社扶贫参与程度呈负向影响。在就业扶贫参与行为中,带头人文化程度高、拥有政治资本、成立年限长、盈利能力强、获取扶贫信息和贷款、有政府扶贫项目促进合作社参与扶贫决策,劳动力充足呈负向影响;拥有政治资本、带动社员种植规模大、盈利能力强、获取扶贫信息、有政府扶贫项目,合作社扶贫参与程度越高。     

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实证研究——以达州市外出务工人员为研究对象

政治参与是农民工的基本政治权利,但在现实中却陷于两难境地。基于对达州市外出务工人员的政治认知、政治选举行为和政治参与渠道等所作的调研发现,农民工有较强的参政意愿,但对参政目的、参政途径、参政手段等认知还存在较大问题,表现出参政意识强烈与参与行为缺乏并存、制度化政治参与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并存、渴望融入城市与城市政治参与边缘化并存、法定参与途径多样与可利用的参与方式有限并存的尴尬局面。因此,应从夯实基层参与、强化媒体推动、统筹城乡发展、加强文化建设等方面培育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识,提高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能力和素养。     

农户感知视角下的扶贫政策成效评价与优化路径

对扶贫政策成效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估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础性工作。以湖北省来凤县后坝村为个案，通过农户视角对生计资本的改善、可行能力改善、经济脆弱性改善、经济包容性改善、地理资本改善、社会排斥降低状况等方面的扶贫政策成效进行了感知性评价。研究发现：扶贫政策成效总体比较显著，扶贫政策在改善村域发展能力和机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提升农户个体发展和改变地理资本方面效果还需进一步提升。从强化培育贫困地区内生发展能力的政策导向、健全贫困个体生计资本方面的政策体系、加大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配套条件建设支持力度和进一步激发制度优势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扶贫政策优化建议。     

政策脱节中的政府行为机制——基于深度贫困县L产业扶贫过程的案例分析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围绕连片特困区L县的产业扶贫政策执行过程,旨在探讨县域内产业政策执行行为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县域产业扶贫既是回应县域产业转型的客观行动,也是顺应地方考核的政绩冲动,由此造成“脱节”现象。(2)政策执行中,县委县政府试图运用“超常规施压”和“超常规问责”的双重压力机制推动政策实施;而乡党委、政府以及县直部门则在双重压力机制下陷入三重困境,并引发策略性应对机制;乡政府为了走出困境将扶贫压力向村两委传导,引发村两委干部的选择性阐释机制。(3)政策执行中的多重行为差异根源于政策本身的缺陷、政策执行者的风险规避和自有余地以及行政体系运作特征与乡土社会运作模式的不适应。     

控制性赋权:基层政府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基于国家级贫困县J村的田野考察

“赋权”是理解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视角。田野考察发现基层扶贫实践既有“赋权”又有变通的“控制”,由此导致了扶贫过程中“精准”程度有所差异,为此,需要从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分析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从外部选派驻村扶贫工作队,由于较少受到当地社会网络的约束使其能够“理性行动”,但在“限期”脱贫的目标责任制下,基层的扶贫工作队受到了“规避责任”与“追求政绩”的双重约束,故此工作队根据自利原则策略性地选择了赋权或控制策略。进一步考察发现,扶贫工作队主要通过利用传统权力结构、地方性知识及现代化知识话语“异化”赋权策略,从而构建了“控制性赋权”的实践逻辑。基于此,地方政府应着力于构建“外派”与“内生”相结合的基层扶贫工作队,设置部分基于“赋权”“参与”的考核指标,培训提高扶贫干部对贫困户的尊重和理解,从而使得长效脱贫的精准扶贫政策能够得以执行。     

多重消解与政策偏离：基层治理对精准扶贫的影响机制

以往对精准扶贫实践困境的研究,大多偏重于制度组织、政策技术以及文化伦理等单一维度的解释,缺乏从基层治理角度对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差进行机制的分析。通过对武陵山区T贫困镇的调研发现,精准扶贫实践中出现了政策框架内的识别与分配难题、扶贫文牍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困扰以及扶贫抗争增多与地方政府治理陷入困境等问题。而这正是弱治理结构与政策的连带效应、压力考核与村干部的功能替代,以及强激励之下底层农民的机会主义所导致。基层治理结构、治理主体、治理规则与治理对象的策略性应对等方面的偏差因素,共同构成了对精准扶贫政策实践的多重消解,最终导致政策目标出现偏离。在今后的相对贫困的治理过程中,要切实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消除对扶贫干部的形式主义考核,减少扶贫政策的泛福利化影响等。     

中国精准扶贫治理体系研究

现有中国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建构主要为实现目标、实现路径、根本要求、保障体系等四个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我国精准扶贫脱贫实践面临各级政府及帮扶对象之间的“道德风险”、社会公众与帮扶对象之间扶贫“供需脱节”、多主体不协同产生的“碎片化扶贫”三大难题。故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建构要依托“互联网+”技术,发挥第三方专业化服务、资源整合转化和双边市场支持的优势,尽量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     

精准脱贫战略的社会性别审视

精准脱贫是中国消除贫困的顶层战略设计。妇女是贫困的主要群体之一,妇女脱贫是精准脱贫的重要内容。将社会性别引入贫困问题,建立对精准脱贫的社会性别审视,有助于拓展并深化其学理内涵,巩固并加强其施策成效。妇女与贫困深度联结,在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中,从添加妇女和妇女问题深化至构建性别敏感的脱贫战略,可以准确研判妇女致贫原因,建立确保防止妇女返贫的长效机制。就战略层面而言,将社会性别作为精准脱贫的一个必要考量,可以深入把握“精准脱贫”的确切内涵;就策略层面而言,需要针对妇女脱贫的特殊性,使性别意识融入战略原则和施策路径制定当中。     

技术能否实现治理——精准扶贫视域下技术治理热的冷思考

近年来,精准扶贫实践中技术治理的价值不断被强调,对其在精准扶贫的治理实践中所产生的影响也应加以考察。 文章从当前国家大力推行精准扶贫的实践背景出发,研究技术治理在精准扶贫中的实现条件、治理限度以及完善对策。 结果发现,尽管精准扶贫的技术治理带来了扶贫生产力、发挥了明确真扶贫目的、充分挖掘扶贫信息资源、推动整体系统化扶贫以及助推了政府治理理念的变革等效用,但是精准扶贫的技术治理依然面临着许多问题与挑战。 未来需要通过完善政策层面的制度建设和资金供给,技术层面的技术平台打造和人才培养机制健全以及社会层面的弘扬人本主义和助推多元参与来实现精准扶贫的可持续发展。     

贫困县乡村学前教育精准扶贫政策的进展与地方实践——以贵州省为例

以贵州省为典型个案,通过文献法、内容分析法和访谈法对贫困县乡村学前教育精准扶贫政策的以往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对地方性实践动态进行了梳理,结合其需求目标与具体任务的分析,得出结论:在研究方法上,需注重文献调研与实地访谈调查相结合,注重运用量的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法;在研究视角和内容上,需从脱贫攻坚的视角转向后脱贫攻坚的视角审视贫困县乡村学前教育精准扶贫政策的进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其政策执行的基本要素及其关系模型建构、优化路径、推进策略与保障机制;在研究队伍的建设与发展上,亟需扩大乡村学前教育研究队伍的规模和来源途径,形成跨区域合作与共享、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研究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