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户生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为例

针对生存环境恶劣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实施的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攻克最后堡垒”的治本之策,提升已通过易地搬迁实现脱贫的农户生计满意度,是完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提高脱贫质量的重要抓手。选取重庆市酉阳县已脱贫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科学评价易地扶贫搬迁“已脱贫户”的生计满意度,定量测定基础设施、就业条件、产业发展三大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重点内容与“已脱贫户”生计满意度间的内在关系,以群众满意度检验脱贫成效。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就业条件对于脱贫户满意度均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依次递增;生计改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脱贫户对易地扶贫搬迁的整体满意度。     

“元治理”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的现状和路径：一个实地研究

在中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进程中,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治理是需要引起政界和学界关注的一个问题。通过对某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实地调研,分析当下中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治理现状。基于“元治理”的理论视角,提出有关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路径的思考,认为党和政府作为“元治理者”在社区内应当充分发挥其“治理校准”等功能,并组织社区内的市场和居民自组织等治理主体共同参与到社区的治理之中,实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有效治理和健康发展。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与居民参与——基于凉山州D社区的主客位考察

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大工程,通过主客位视角分析各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和参与现状,可系统呈现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模式及其运行机制。基于对凉山彝族自治州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实地考察表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构建的“五位一体”治理模式,其内核是构建以行政化程度较高的社区干部为主、“半组织化”吸纳的社区骨干为辅的运行架构。受生计理性、社区认同、制度实践等因素影响,少数“强参与”的居民与多数“弱参与”的居民在需求、动机与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对居民共同体意识和可行能力培育形成挑战。深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应在充分发挥两委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中的主导作用的基础上,有效整合多元治理主体力量,从内源上为易地扶贫搬迁居民可持续发展增权赋能。     

西部地区易地扶贫搬迁进程中的现实难点与未来重点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精准脱贫的重要举措在中国减贫事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西部地区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承担了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易地搬迁任务,其易地搬迁工作的成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能否打赢脱贫攻坚战,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通过总结西部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的工作进展取得的既有成效,从搬迁安置点选址、扶贫产业培育、搬迁对象动态调整、搬迁群众融入等不同角度,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实施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难点,进一步探究了难点背后原因。最后提出在脱贫攻坚战收官阶段,为提高并巩固脱贫成效,西部扶贫搬迁工作重心应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新产业培育、贫困人口就业能力提升、新扶贫模式构建、扶"志"制度探索、强化文化融入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转移。     

空间社会学视阈下易地搬迁社区治理路径——以湖北省巴东县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脱贫攻坚重要政策之一,对成功实施精准扶贫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但由易地扶贫搬迁引起的物理空间、生产空间、社会关系空间及心灵空间的改变,打破了原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带来一系列的社会治理问题,需要完善配套制度和治理政策。对湖北巴东的考察表明,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社区及其空间变化引发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邻里关系空间及心灵归属等问题,需要从社区治理创新视角,探寻重构物理空间、再造生产空间、重塑社会关系空间、建构心灵空间的社区治理路径。     

易地扶贫搬迁研究述评

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脱贫的主要方式之一。伴随30多年的易地扶贫搬迁实践,出现了大批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回顾和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过程、实施安置、移民的后续发展和效益评估4个方面。这些文献为当前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后续研究应在发展创新易地扶贫搬迁机制和政策、改善和提升易地扶贫中的基层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制定有针对性的后续脱贫发展措施和探索将易地扶贫搬迁与长期区域发展规划有效结合等4个方面有所拓展。     

易地搬迁破解深度贫困的精准性及施策成效

加大对深度贫困人口的易地扶贫搬迁力度是破解深度贫困的重要之策。粗放搬迁、安置包办、只搬不扶等政策偏差,降低了搬迁脱贫的精准性及施策成效。采集秦巴山区易地搬迁村户的样本数据,对不同贫困深度村户的搬迁意愿与脱贫结果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贫困深度与家庭特征不同,村户易地搬迁意愿不同;包揽式、唯补贴的搬迁安置方式,忽略搬迁对象的贫困深度及其脱贫需求差异,容易降低脱贫成效,形成“救济陷阱”;相比补贴安置与政策救济,搬迁后生产与就业的接续是脱贫的根本之路。因此,应实行差异性的搬迁规划引导政策,瞄准村户的搬迁安置需求进行精准的安置帮扶;设定安置补贴的有效区间,优化搬迁考核评估;着眼于“脱贫”,开展搬迁安置帮扶,以“减贫”定搬迁、谋发展。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村干部角色弱化风险与重塑路径——基于陕南S县四个社区的观察

易地扶贫“搬得出”任务已经完成,当前普遍面临着安置社区如何有效治理的难题。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兼具城乡双重属性,具有典型的“过渡型”特征。对陕南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调研发现,搬迁前的村干部仍然在新社区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却存在一定的角色弱化风险,阻碍了社区秩序的重构。通过“空间-行动者-秩序”框架认为,易地搬迁带来的空间转型张力是产生村干部角色弱化风险的重要原因。后续要立足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整体空间,通过凝聚情感共识、推动制度引领、培育公共精神、弥合数字鸿沟等手段重塑村干部的规范角色,推动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     

西北地区易地移民搬迁扶贫——既有成效、现实难点与路径选择

易地移民搬迁作为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五个一批”工程之一,近年来取得了巨大成绩,基本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但西北地区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庞大的贫困人口使易地移民搬迁的精准扶贫之路漫长而曲折,数量大而任务艰巨。通过总结西北地区近年来易地移民搬迁取得的成效,再从精准识别、区位环境、扶志扶智、资金整合使用、扶贫机制创新等不同角度分析了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中存在的难点,提出提高贫困人口识别精准度、创新产业扶贫模式、优化项目供给等相应路径选择及建议。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紧张与化解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制度设计,是一种用城市生活取代传统乡土社会生活的逻辑。落实在社区治理实践之中,则常见到形式各异的紧张,主要表现为移民的日常生活与制度之间产生的对立与冲突。以“制度与生活”分析框架解释,能够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紧张的原因、表现及正式制度推行的路径依赖。化解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治理紧张,一方面正式制度要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正视移民搬迁群体的正常诉求,及时进行自我变革;另一方面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群众要主动接受制度的规约,尽快实现由传统生活向现代生活的转变。     

我国公司治理模式之构建

由于各国公司所处环境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也有所不同。运用代理理论剖析西方发达国家公司治理模式的异同,分析其有效性、不足及发展趋势。结合我国目前的国情,构建适合我国公司治理模式——二元共同治理模式,提出分类实施的思路。     

论文明的发展趋势——生态文明

从属于地球共同体的人类文明走过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又演绎出今天的现代全球文明。现代文明的缺陷引起地球共同体终结的危机。因此人类文明需要进入新的发展过程，而走向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和地球共同体的未来，这需要克服实证科学语言所具有的单一性，以东方占优势的类比思维来弥补西方实证科学逻辑思维的不足。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有着相互的关联。西方的逻辑、东方的关联和类比，都是走向生态文明的必须。     

回应性治理视野下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对于我国国家治理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陕西省石泉县社会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表明:推动形成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层社会治理,需要科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更离不开政府组织对社会的积极回应和有效治理;与单向度治理、科层化治理相比较,回应性治理以执政党和政府的使命驱动为根本前提,重视人民合理诉求的便捷式传达,治理过程注重治理主体的积极回应,把增强基层善治能力作为回应结果;通过治理主体协同化、治理理念积极化、治理方式精细化、治理目标人本化的实现机制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从而在党政部门与社会群众的双向积极互动中达成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公共事务预期治理效果,以此助推基层治理迈向现代化。     

基层治理精准化:意义、内容与路径——以重庆市沙坪坝区联芳街道为例

精准化是在复杂性时代背景下加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也是检验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基层治理精准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基层治理精准化十分必要也极有可能.就其内容而言,在横向上涵盖基层治理的各个方面,如党的建设精细化、经济发展精明化、社会治理精巧化、公共服务精心化、志愿服务精品化、信息系统精密化;在纵向上包括以人为本、法治、科学的价值体系、"一核多元"的组织体系以及各项支撑性制度体系.就其实现路径而言,主要包括7个方面,即以群众满意为目标、以需求导向为前提、以协商民主为抓手、以组织联动为关键、以队伍建设为重点、以考核监督为保障、以"互联网+"为载体.     

公司内部治理及其外部化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以及中国各经济领域逐步对外开放 ,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弊端日显突出 ,文章首先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主体谈起 ,继而谈到公司内部治理 ,最后论述公司内部治理可以通过公司外部治理顺利完成而得到解决。     

环境治理模式研究综述

我国的环境污染日益严峻,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和综合性要求环境治理模式的不断优化,合作式的环境治理成为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共识。为促进我国环境治理模式的进一步研究与实践,通过整理与归纳国内外相关文献,分别阐述网络治理、协同治理、多中心治理和整体性治理4种主要的环境治理模式以及这些治理模式在我国环境治理研究中的应用。我国环境治理模式应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和区域的环境状况,并促进治理模式的融合集成,以实现环境包容性治理。     

管治的起源、概念及其在全球层次的延伸

“管治”原意指控制、指导或操纵 ,但近十年来 ,其内涵脱离“统治”的概念 ,得到了新的发展 ,更着重于政府、私营机构和市民之间的横向协调作用 ;总结各种定义 ,“管治”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自组织调节方式、多样化的行为者、互动过程、国家的“元治”角色等基本方面 ;此外 ,“管治”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属于全球化和跨国组织的领域 ,即“全球管治” ,其作用的发挥首先在于如何实现全球自组织模式的问题     

从“内生治理”到“事件治理”：土地调整逻辑的变迁

以一个传统农业型村庄为个案,从治理的视角,讨论土地调整逻辑的变迁。20世纪80—90年代的土地调整主要通过具有村社理性的土地共识和组织基础实现村庄土地的动态流动,是村庄内生性的治理。税费改革后,以个体化、市场化为取向的三农政策的落地使得村庄内部土地利益分化,村庄治理失效,因而形成难以克服的调整困境。由于村庄难以实现土地利益平衡,村民通过事件化的策略行动向基层政府施压,基层政府不得不以事件治理的方式实现土地调整。事件治理型土地调整是基层政府治理资源和治理原则双重缺乏的权宜结果。土地调整的变迁显示了当下农村政策的推行中,如果只注重国家力量,而不充分考虑村庄内生的治理逻辑,将会导致层出不穷的基层治理问题。     

略论公司治理之制度选择

公司治理是现代公司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产权的不同决定着相应的公司治理机制之不同。有基于国有公司产权与非国有公司产权的差异性,国有公司治理与非国有公司治理的制度安排应有所区别。国有公司治理应当重点针对代理人问题以强制性立法施以特殊规制,而对非国有公司治理则宜以市场机制来加以选择,并辅之以自律性规范作为指导。     

国外公司治理研究新进展

通过梳理分析国外2016年至2020年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文献发现：一方面,董事会治理、股东治理和高管治理成为公司内部治理研究的热点;另一方面,利益相关者治理和信息披露作为公司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成为公司外部治理研究的热点。同时,生命周期和可持续性发展绩效是国外学者关于公司治理其它主题研究文献中的高频词汇。根据国外学者对公司治理研究的进展可知,完善公司治理的理论和评价方法、深化学科交叉融合的领域、优化网络治理机制、开展绿色治理研究等,将是公司治理研究进一步拓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