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初胡秋原的庸俗社会学批判

庸俗社会学的木质，在于无视艺术规律，取消中间环节，把文艺这一精神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基础性结构直接关联，从而对文艺的性质、功能作出简单性规定和强制性要求。胡秋原是中国文论界从学理的层面．对庸俗社会学作出深入剖析的第一人。其理论资源，来自于普列汉诺夫的“中介论”。他对弗里契《艺术社会学》“图式化”弊端之批评，亦发时人所未见。其地球“自转”与“公转”之喻，表明了他对文学“自律”与“他律”关系的洞见与把握，并给后人以启发。＋     

中介组织主导型市场农业体制探索——立论依据、概念界定及理论分析

我国农业市场化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将规模过小且过于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实现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之间有效接轨.要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必须实行中介组织主导型市场农业体制.中介组织主导型市场农业体制是指农业社会分工的协调以及交易的进行由中介组织来主导的一种市场农业运行模式.制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生产力经济学的分析表明,这一体制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具有合理性.     

诚信文化：社会中介组织发展的瓶颈

诚信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主要由诚信文化的符号、价值观、规范和物质形态等构成。社会中介组织的诚信文化缺失已成为其良性发展的瓶颈。社会中介组织诚信文化缺失主要体现为:提供虚假信息;失信行为的惩罚机制和内部自律机制不健全;提供“不实”的房屋、企业和“人”等。构建诚信文化,促进社会中介组织的良性发展需要从诚信信息、诚信制度、诚信管理、诚信教育、诚信环境等五方面进行。     

我国民办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构建

发展教育中介组织是促进民办高等教育的新课题.但在现实中,教育中介组织在数量、服务质量、独立性以及操作上等等存在明显的不足.因此,需要从法律、民办高校、中介组织本身建设等方面着手,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民办高等教育中介组织.     

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及风险管理的几点思考

我国商业银行在中间业务发展上与外资银行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面对外资银行进军中国市场的事实,我国商业银行只有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才能抵抗外资银行的冲击。发展中间业务必定伴随着风险的出现,特别是与业务发展相关的风险巨大,银行自身必须从内部做好相关的风险防范与管理;同时,银行监督管理部门也要从外部做好相关的风险管理工作,来保障和促进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     

政府职能转变与经济领域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

我国现行的政府职能是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而建立起来的,加入WTO后,必须进一步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按照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否则,将很难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经济领域社会中介组织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政府职能转变必然有力促进经济领域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而此类中介组织的良性发展又会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保证政府职能转变的顺利进行。     

培育农业科技推广中介组织的路径探讨

农技推广组织缺位 ,实施主体单一等问题 ,严重影响了农业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 ,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要彻底解决上述问题 ,我国必须尽快建立一个以市场为导向 ,以效益为核心 ,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化农技推广组织体系。具体为 :确立政府在农技推广体系中的主体地位 ;充分利用农业高等院校的智力资源和人力资源 ;建立一支以公司、企业为骨干的农业科技产业化队伍 ;加快发展民间和社会团体农技推广组织     

浅谈中外合作办学学校需妥善处理的三方面关系

中外合作办学是中国教育国际化战略的重大探索,也是一项教育系统工程。中外合作办学学校作为教育实施的主体,妥善处理与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学生及其家长、行业中介组织的关系,是学校健康和谐发展的关键。学校要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承担教育主体的责任;维护受教育者权益,创建学校的教育品牌;并注意适当发挥行业中介的作用。     

贸易中介研究综述

贸易中介在国际贸易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回顾近年来国内外贸易中介文献,从贸易中介的识别方法、贸易中介影响企业贸易行为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企业选择贸易中介的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贸易中介的作用机制包括促进买卖方的匹配、降低贸易成本和验证产品质量; 贸易中介为企业提供了新的出口模式,帮助企业进入市场规模较小、距离较远、贸易成本较高的目的国,对企业的出口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对企业进口国外投入品、出口和生产率提升等产生影响; 在影响因素方面,规模较小、出口产品种类越多的企业面对难以进入的市场,越可能通过贸易中介出口。研究表明,为了完善贸易中介研究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实践,需要加强贸易中介能否有效应对国内外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对进出口的冲击研究,拓展跨境电商与传统贸易中介关系研究,深化企业选择混合出口模式实现贸易中介出口和直接出口的优势互补研究。     

An analysis of donor engagement with education policy development in Lao PDR from 1991 to 2000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nor agencies and government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Lao basic education policy in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1991‐2000. We argue that Laos had only recently been ‘re‐ born’ from colonial regimes, and was thus unable to resist or mediate donor policy agendas and donors who acted on behalf of economically developed nations. The nature of the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donor and government is explored through an analysis of policy developed at that time as well as the perceptions of aid conditionalities, as recalled by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ose working in the aid sector at that time. These perceptions were gathered through interviews conducted by one of the auth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