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与文化性

文学与文化的天然关系，决定了文学性与文化性的必然联系。如果文学的情感性、想象性和形象性突破了已有文化的规范，恰恰是文学价值的高度体现，甚至会成为某种时代的文化标高。“文化研究”无疑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但是，只有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关注创造性这一文化深层次方面的内容，才能在更高的视域中认识中国文化，同时为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生机。     

中国报告文学文体特性的历时考察

历时性考察中国报告文学文体特性的形成、变异和发展．可以见出报告文学文体特性由一些基本元素组成一定结构，其内涵在发展中相继呈现，其中有深化和丰富，也有异化和扭曲，似乎完成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政治制导是报告文学文体特性发生偏离的最主要的原因。     

文本的文学性与接受的文学性

文学理论批评的基本概念,是在历史的社会的语境中"建构"起来的。参与建构的不仅有理论家、作家,还有读者。最广大的读者群,是建构文学观念不容忽视的巨大的潜在力量。文学的定义,不但会随着历史发展的时间线索而迁变,而且会随着民族、国度、地域、人群的文化单位的不同而呈现差异。文学观念必然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调整,但不应该造成断裂,需要寻求"文学"概念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学科基本概念的建构是群体的社会性行为的结果,是历时的和共时的多种因素合力的产物。近年来,媒体传播技术的飞速进步,文学产品与文化商业的日形紧密的联结,社会大众对文学概念建构的影响力增强。我们需要把接受的文学性、审美性作为一个重点来关注。     

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学理反思

俄国文化符号学代表洛特曼倡导从文化描写的元系统出发,将文化与非文化视为互为制约、相互补充的复调结构。文化符号学不仅作为消解现代性的方案,有效避免了总体化的暴力倾向,揭示了复杂场域的权力关系引发的压制与突围,为地方文化、小型叙事提供了合法化存在的依据,同时促成文学性至文本性、文本性至互文性的转变,助益从文学的角度理解文化,从文化的视野阐释文学,跨学科、多学科的综合型理论研究范式的形成,对“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理论意义。     

经典与民间文化:重新审视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

过去对诗歌发展史的研究,忽视了诗歌发展中作为文学文本的“诗”与作为音乐形式的“歌”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并不是以脱离了音乐独立发展文学形式为基本趋势,而是在文学性的独立发展与向音乐性的回归这两极的振荡中前进的。     

文学性的叙事与通俗化的经典——论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书写策略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欧美史学界推出后,即成为一首以英文叙事讲唱给欧美读者倾听东方历史故事的通俗性叙事歌曲。其汉语读本在中国出版后也呈现出惊人相似的现象,即通俗性。但是《万历十五年》所秉有的通俗性在特质上有着自己的内涵,是以历史事件的叙事真实性收获读者而达向学术的通俗性或历史的文学性。从历史铭刻在本体上的相对原始印迹看,《万历十五年》在其相当通俗化和文学性的叙事中恒持着历史的真实。《万历十五年》毕竟是在美国学界语境下所撰写和翻译的,所以英汉两个文本所呈现出来的通俗化、大众性、文学性与作者所栖居的那个时段、区域的后现代文化语境是同步的。《万历十五年》潜在的叙事结构具有小说性的叙事模式,明代万历年间的历史在作者的文本结构中被组接为一个个故事性叙事,我们只要翻阅其目录,就不难发现这部史学著作就是一个个故事的逻辑编排,整部叙事文本充溢着文学性与小说性的形式主义色彩。同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历史叙事中所给出的隐喻,即对20世纪70年代治国方略的启示,也因时过境迁产生了当下阅读语境与文本隐喻思想的疏离。     

方法论更新与当代文学批评的出路

文学批评环境的恶化以及批评者自身能力的弱化，都使当代文学批评陷入新的一轮危机。所谓的“纯文学”、“文学性”等批评标准，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新生态，不再具有理论说服力和阐释的有效性。一方面，“纯文学”文学作品或文学姿态不再受宠，以“纯文学”、“文学性”批评标准所经典化了的“经典”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解构；另一方面，通俗文学、民间写作、打工文学、80后新性情写作、欲望叙事和身体写作。却有被重新“经典化”的可能。如何有效地阐释当代的文学新现实，强化批评的能力，这成为当代文学批评者和文学理论界面临的重要课题。对于当代文学批评，必须更新论述方法，放弃狭隘的“文学性”批评标准。采用“文化人类学”视野、“理解接受”理论、“交流对话”理论、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情本体论”观察视角来对待和阐释当代文学文化新生态。或许能给当代文学批评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     

论当代延安文学研究的学理转变与“延安文学”学科建构的紧迫性——兼论“延安学”提出的意义

新世纪,回眸延安文学研究是一个有价值的话题。面对延安文学研究“黎明前的黑暗”和学界对“延安文学”、“解放区文学”等概念理解混杂的事实,在前人学者延安文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探寻当代延安文学研究的学理转变脉络,阐述延安文学学科规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此基础上,兼谈“延安学”构建的价值和意义。     

“文学性”与思想性：从维科到巴赫金

20世纪西方形式主义“文学性”理论对我国文艺理论在80年代以后的发展影响很深,但其重大缺陷是将文学的思想性与审美价值割裂开来,也偏离了西方美学和文学研究传统的精华。维科是“美学科学的发现者”,他的“新科学”所关注的正是文学中思想的独特性。巴赫金认为,文学中思想的形式和类型问题“迄今为止几乎完全没有研究清楚”,还是空白。他们给我们的启示是,文学的审美价值主要内涵就是思想性,文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发掘文学中的源发性思想。     

历史诗学：一束绽放于历史领域的文学批评之花——兼论“历史诗学”与“文化诗学”之不同

海登·怀特对历史文本进行文学式解读，其历史研究是一种基于历史文本的文学批评实践。海登·怀特关于故事解释的模式是诸如原型批评、社会学和意识形态、新批评等多种文学批评理论的移植；话语转移理论则是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因而，尽管都被称为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对历史进行文学、文化批评的历史诗学，而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则是对文学进行文化研究的文化诗学。